“圈”外摄影师

　　　　　　　　　　　　　　　　　　　　　　　　　　　　　亚媛 任悦

表现与再现

　　摄影与考古的关系常常使我们联想到对文物精准的记录，而孙志军，敦煌研究院摄影师，却使这项工作在另一个层面延展开去。

　　关于孙志军有这样一些信息：
第一，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五万多册文献，孙志军找到了其中42卷与敦煌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献。根据文献记载，按照方位、距离还原敦煌以及周边地区的地貌原景。

　　第二，作为摄影师他给敦煌研究院各部门专业人员做主题为“我是如何从事历史地理摄影工作的”学术讲座。 这些事实让我们对孙志军的工作更加感兴趣。

　　1984年，孙志军考上了一个大专院校的财会专业，家里人都反对他读这个专业，加上自己也喜欢文史方面的东西，正好，那年敦煌研究院招考，孙志军就去报名并顺利通过了考试。但是他的第一志愿是考古，最后一个志愿才是摄影，却因此误打误撞地走上摄影这条路。如今孙志军在研究院工作已经 22年了，但是拍了二十多年的敦煌，他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对敦煌已经有感情了”，他说。

孙志军手绘的敦煌烽燧考察图

　　1989年，孙志军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拍摄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画册《敦煌艺术精华》（由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主编）。从这本画册开始，孙志军有了独立工作的机会。画册出版后，孙志军接受在职教育，进入武汉大学摄影系系统学习摄影、美学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孙志军仍旧回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而他对敦煌，对摄影的认识也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对佛教、哲学不断地了解而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敦煌仍然是孙志军拍摄的最重要的主题，但是他的拍摄对象不仅是佛像、壁画等文物，还包括以敦煌为中心的历史地理环境。他不仅从考古角度切入主题，同时也通过影像来研究敦煌文化。他从视觉形象角度出发，企图找到文物之间的一些关联。比如从龟兹石窟寺（石窟寺比较早的代表）到敦煌石窟再到河西石窟，研究它们从艺术以及佛教发展上一脉相承的东西。”

　　这个切入点使他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孙志军举了个例子：甘肃张掖金塔寺里有两个洞窟，靠西边的那个洞窟里有座供养菩萨像（供养菩萨就是侍奉佛的菩萨）。“这座佛像，从发式上一看就不是中国的，它是卷曲式的长发，高鼻梁、眼窝突出。与中亚、阿富汗等地区的佛教形象倒很类似。而发现这个菩萨与中亚的佛相像，只是找到了糖葫芦串上的一头一尾，中间的部分就还得慢慢找，最后才能像串糖葫芦一样把它们真正联系起来。”不仅将之记录下来，还要进一步探讨问题，孙志军把自己的研究归结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个切入点也使他在拍摄石窟佛像的表现手法上不一样，孙志军表示以前可能追求的是把石窟佛像拍清楚，拍得漂亮，更多地是展现文物表面的层次和艺术的美感。现在则更多的倾向于营造出一种佛教世界的氛围，让读者感受到那种庄严。过去，他喜欢把洞窟拍得通体透亮，而今可能就会考虑空间的深远感，甚至表现出佛像的神秘感。“这就是再现与表现的关系”孙志军总结这种变化的原因。

敦煌西千佛洞第7窟　倚坐佛　北魏

　　 这个切入点还使他更注重影像的内涵，挑选（片子）的标准倾向于信息含量有多少。例如拍摄沙漠，不仅仅要表现沙漠的外部形式特点，他更注重通过沙漠表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他发现能够体现更多的信息的照片，才是好片子。芨芨草，大多生长在盐碱地里，耐旱,能利用它来治理沙荒、改良土壤，以前赋予它的是一种人格精神，现在拍摄时，他要表现它与西北地貌的关系。总之他着重真实的还原，而不再刻意追求诡异的光线，他希望将环境与石窟寺之间的联系表现起来。“今天的环境状态是未来环境的坐标系，所以我比较关注各文物点的环境”。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变化对比。
左图为1908年法国伯希和考察队拍摄；右图为孙志军2004年拍摄的同一画面

　　孙志军已经不太愿意出画册了，今年的打算写一本图文并重的书，尽量传达更多的信息和关于敦煌的常识给读者。孙志军希望它是一本放在人们背包上亲近的书，而不是被陈列在书架上的大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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