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它世界——摄影记者篇
野果子尝了才知道酸甜
作者：吴峻松

　　这是史无前例的采访，时间之长、投入人力之多，回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

　　4月18日一早，接到“老大”潘劲松的电话就出发了，只说有个科考队当天就要出发了，文字已经过去了。我和主任的直觉都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也盼着有一天也能像《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一样，以一种望尘莫及的方式拍些望尘莫及的图片。

　　 出发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充满渴望和浪漫。十几名队员都在忙着准备行李个工具设备。他们大多都已换上了迷彩服，为了在野外不“打草惊蛇”，惊扰到虫虫鸟鸟。

　　 文字记者在堆满器材的办公室里和队长胡慧建聊着整个科考活动的情况和计划。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后，和文字商量后，我们准备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准备一些户外用具和摄影器材。我们本身配备的是一台数码机身和一个16—35镜头及70—200的中长焦镜头，由于限制，当时只增加了一100mm的微距，和一个两倍的增距镜。

　　 当天中午，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领导给20名队员饯行后，三台车自己就出发了，没有任何仪式，只有摄像师蒋老师在研究所大门口记录下了他们自己出发的时刻。一辆面包，一辆陆丰和一辆林业局支援的越野吉普车，在拥挤的车流中一点也不显眼。

　　 第二天，我们按约定找到科考队的第一个驻点，这是花都区赤坭镇的一所并转后的小学里，现在是当地的一个林业工作站。教室里都是他们架起来的帐篷。有些怕热的队员，就直接把帐篷支在了院子里。有点战地的感觉。

　　 刚一到，我和文字记者早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体验什么是野外工作。之前和队长的聊天中所说的科考中的佚闻趣事似乎立刻将闪现在我们眼前——好听的鸟叫、小溪中裸泳，甚至还有野味。而在我的脑海里，如非洲草原上生猛的野生动物、南极可爱的小企鹅、《飞翔的鸟》中壮观的候鸟，一幕幕壮美致极。
虽然我心理明白，这只是在广州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普查，只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大型野生动物的丘陵和山地的地带，我们唯一能见到的大型的野生动物也许只有野猪，但我们还是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和工作方式充满了幻想。

　　 出发前，区域新闻部的领导说，如果有料是可以做一个特刊的。而我和文字的心理盘算着那也不过十几二十个版而已，按照往常的情况，那已经是最大的量了。全程走完需要50天左右的时间，一天拍一张照片，也能把一个特刊撑死。然而第一天下来，就差点晕了。一个下午只走完一片农田和一座小山头，我们的新鲜劲已被冲的烟消云散。当天我只拍到一只小虫和一只迷路的小狗。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看着科考队员在望远镜中发现的新鸟种望尘莫及。那鸟在专业的望远镜中往往也只占到画面的几十分之一。他们毕竟是项调查，并不需要完美的图象。而我手中的200mm的镜头加个增倍镜也不管任何用处。一个星期下来，每天都是灰蒙蒙的，每天就是在不断的行走，像民工一样，背着沉重的器材。每天一身臭汗，风干后，衣服上满是盐渍，心理暗自欢喜，这回总可以把日渐隆起的肚囊给减下去了。早晚起来还劲头十足的做起了仰卧起坐，自己权当是军训了。

　　 4月25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刚从帐篷里爬出来的科考队员们在新白云机场的房顶上看到远山被缭绕的晨雾环腰而抱，金色的阳光从云层中射出光芒。我不由得兴奋起来，立马跟着最早起床的抓鸟的队员进了林子，这天终于拍到了光影比较理想的照片了。标本组也有了出发以来最大的收获，一个早晨就抓到五只不同的活鸟做样本采样。队员们在一处极简陋的角落吃完早餐就赶紧出了驻地。我们这组小分队还没走出20分钟，远远的飞翔的白点被飞鸟组的队员死死的看在眼里。几百只牛背鹭，在被暴雨淹没的一片农田湿地里自由的滑翔，然而，这些优美的白鹭似乎并不欢迎我门的到来，我们不断往农田深出走，白鹭也不断炸起，始终和我们保持着500米以上的距离。显然白鹭并不信任我们。而对于田间劳作的农民，它们甚至可以在农民头顶十几米的距离盘旋觅食。当地农民管白鹭叫仙鹤，奉为吉祥的鸟，也从不伤害他们。

　　 可是白鹭的不合作态度可苦了我了，作为科考普查，队员们在这片临时的样线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统计完种群采完样后就上车赶往下一个样线，不可能陪着我来和白鹭来套近乎。加上透彻的阳光更是让我遗憾万分。在随后的一条样线上，队员们又发现了一群难得一见的黑冠鹃隼，有二三十只，在高空盘旋着。队长胡慧建说，这是一群刚刚长成的小隼，成鸟在带着它们学习飞翔。我本能的寻找着前景和合适的位置瞄准，在取景框里，那群小型猛禽只是几十个小小的黑点点。种种遗憾在心理几成阴影，心里暗自叫自己沉住气，肯定还是会有机会的。

　　 随着我们的逐渐投入，队员们也更加的肯定了我们，也给我们更多的帮助，他们也愿意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专业知识。在后期时，由于经费紧张，我们每桌人只有两三个菜，但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我们都融成了一个团队。当队长告诉我这些时，心里也暗自高兴，我们的认真和虔诚得到了回报。在他们的记忆里，记者往往是走马观花，所以在他们的心理有些瞧不起记者。

　　 在第二次转场时，我跟“老大”潘劲松说需要长焦距镜头时，得到的答复是报社现有的300和400头都不能给我，体育和娱乐的记者那边都要用，当时心理凉的都快哭了。我郁闷的说：“那我就拿我自己的1000mm的俄罗斯产折反头慢慢调咯”。听完，老潘哈哈大笑，都知道是10f的光圈手动对焦，那拍起来会搞死人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走而不是守呀。当即，老潘向佳能公司借了一只崭新的400头和2X的接圈，加上相机的倍率基本可以充当1000mm的长焦了。还是老大面子大呀，这一借可是一个月。

　　 当拿到那庞大的镜头时，心理却倍感轻松。通过近半个月的行走，脚力明显大增，腰板也挺了很多。平时的采访是尽量把器材减到最少，可现在只能把器材尽可能的全部背上，因为根本不知道下面的路程里将会出现什么。作为野外工作，每个人只能照顾好自己，基本不允许“助人为乐”。全套的器材加起来可是平时的五六倍呀。

　　 领导的支持和重视让我们没有了退路，咬着牙坚持着。但在自然中游走心理却是格外的爽，想起在广州焦躁的空气，顿时像逃进了世外桃源。连女文字记者都说，回到市区都反而不适应了，情愿就这样在野外农村山林里生活，有一天，杨小红从近十米的山坡上摔了个大屁敦，可回想起来却是笑容满面。所有的苦都会被甘甜的山泉荡涤，所有的汗水累都会被绿色的风吹干。这就是野外的魅力，当我们每天像小学生一样认识着我们身边的花鸟虫鱼时，广州的这个名词也不在觉得那么面目可憎。

　　 前期拍的照片拿回来后，区域新闻部和图片部的领导看完后信心大增，再次开始紧锣密鼓的展开策划和后期出版的筹备。特刊的版面也增加到了60个版，到后期采访即将结束时，报社基本肯定的版面已经是80个版。而领导告诉我们的只有一句话：不能让我们的付出白废了。

　　在科考结束的哪天，所有的队员记者和我们报社的有关负责人在研究所庆功，二锅头把所有的人都灌倒了，而唯一幸免的只有我自己，此时我已回到千里外的女儿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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