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专题找银子
作者：王文静

　　谈钱似乎是一件很庸俗的事，尤其关于专题摄影和纪实摄影的拍摄，我们会更多考虑拍摄过程中的人道主义关怀，考虑作品发表后的社会效果。但如果把镜头掉转过来，让我们关心一下为了拍摄每一个专题和纪实摄影项目穷其所有的摄影师们，难道他们就注定要入不敷出？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策略又从何而来呢？

　　8个月18万
　　“《中国邮路》这个专题我们拍摄了8个月，直接和间接的投入有18万。”这个数字真的有些惊人，《北京晚报》的摄影记者高铭和《北京晨报》的郭铁流为了拍好这个专题，用上了自己所有的假期，8个月没有赚钱净花钱了——每走一步都要花钱。

　　可以分析一下他们这个专题有可能的开销：

• 行前准备：胶卷、电池
• 项目拍摄：交通费、食宿、花在被摄对象身上的费用——交际的费用、资助的费用，一些特殊情况下，被摄对象还可能向摄影师索要费用。
• 项目的完成：胶卷的冲洗、小样的制作、照片的制作装裱。
• 意外费用：相机的损坏、健康问题。高铭在《中国邮路》的拍摄过程中因为环境恶劣，摔坏了一支镜头。

　　 总之，一个摄影师在决定开始拍摄一个专题之前，要确定它的可行性，而这个可行性首先就是资金问题。马格南的摄影师帕特瑞克（Patrick Zachmann）计划来中国拍摄一个关于民工的专题，他要跟着这个民工在春节一起回家，在当地一起过年，他向一位中国摄影师咨询了这样一些问题：

1. 火车票的开支有多少
2. 如果请一个翻译全程陪同，每天需要付多少费用
3. 当地旅馆的住宿要花多少钱

　　帕特瑞克说自己是一个记忆力不太好、粗心的人，但是如果要完成一个专题，他却不能这么粗心，反而要精打细算，必须在拍摄前就要制订出详细的预算。

　　寻求解决之道
　　18万的开支高铭和郭铁流通过各种方式赚回来一些，他们坦言：“如果除去因为耽误工作的间接损失8万块，我们基本持平”，虽然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是高铭和郭铁流在拍摄《中国邮路》和随后报道中国贫困地区母亲生育的艰辛这两个项目时，所采取的一些合作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邮路》这个项目他们得到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处的帮助，邮政总局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投入，但是在拍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首先，他们通过了解到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各省的邮政状况，怎么送信，什么特点，制订了一份详细的计划，细化到每个月拍摄什么，用多长时间。这个计划上报给邮政局新闻处，新闻处给各省以公文形势下达命令，安排当地的接待人员。这确实也带来了不少便利。

　　云南当地陪同采访的李波撰写了一篇陪同散记，文章一开始就写道：“7月 11日，我们云南省邮政局新闻中心经过多次电话沟通、协商，了解到《北京晚报》记者高铭与《北京晨报》记者郭铁流对这次采访的三个要求：一是要有高山峡谷，复杂地段的邮路；二是要过溜索，走吊桥；三是条件要艰苦，能反映普遍服务的现状，尤其重要的是要全程真实跟随邮路拍摄。根据我们平时深入实际掌握的素材，决定选取迪庆州德钦县邮政局辖区内的五个女投递员进行报道。”由于人生地不熟，这样的帮助也节省了两位记者很多精力与时间。

　　此外，国家邮政总局的介入，也使这个纪实项目完成之后的宣传推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2004年11月国家邮政局、《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共同主办了“情系万家，信达天下——感动国人的中国邮路”摄影展，高铭、郭铁流还被授予“邮政普遍服务新闻宣传特别奖”荣誉奖牌。

　　他们的第二个项目——关于农村生育问题的报道，得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帮助，基金会提供了食宿和路费，不过，这笔资金并不是直接给他们，而是通过当地的扶贫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会来接待，这也省却了资金过手的麻烦。

　　与高铭和郭铁流合作的这两个机构，也是国内外很多纪实摄影师合作的对象。纪实摄影历史上的经典之作《FSA纪实摄影》，就是摄影师和美国农场安全管理委员会合作进行的。很多非盈利性的基金会也乐于和摄影师合作。1995年开始，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就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报道中国儿童的生存现状，摄影师关海彤也曾经获得和绿色和平组织合作的机会，报道中国的环境问题。此外，国外还有很多较为成熟的纪实摄影基金（见本期《纪实基金会一览》一文），每年都资助一定数量的摄影师。但是，总体来看，较少有中国摄影师能够获得这些资金的支持，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有些摄影师不够专业，自身竞争力不足，没办法让投资者掏钱。高铭和郭铁流能够获得支持也和他们自身的努力不无关系，“要让对方了解你的意图、能力和最后能达到的效果，照片在这个环节是最有说服力的，会让人家对你有一个全面了解。”郭铁流说：“正式的谈起码五、六次，把我们的作品给人放，聊天，再一级一级往上报。程序还是挺繁琐的。” 199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需要拍摄反映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的照片，能为儿基会认可的都是外国摄影师，但是中方希望用中国摄影师。当时刚到中国特稿社的曾璜拿着“离家的孩子”的照片去谈，得到儿基会新闻处官员的认可，得到了这个项目的合作机会。
2. 国内的摄影师对国外的基金支持不了解。有一位摄影师拍的中国地方戏的专题，在平遥展出时被意大利的相关人员看到，对方很感兴趣，最后就获得了意大利文化合作的项目，而他自己起初并没有认识到还可以通过这样途径获得帮助。
3. 除了申请已有的基金和项目，摄影师自己应该充满创造力、扩大自己的眼界、保持敏感度、给自己创造机会。新华社的曾璜则提到这样一个案例：“巴黎在建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摄影师专门给它拍照，建成后，中心是一个艺术馆，就把当时那个摄影师拍的怎样建这个艺术馆的照片都摆在里面。我在想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比如首钢现在要搬迁，摄影师可以找开发商去谈，不管这个开发商是把首钢保留下来，还是像国外那样把它变成新的艺术区，或者全部拆掉变成商业区，你的这个项目对他们都有意义，并且可以反映出中国大的转型现状。”

合作的几个重要问题
　　申请：
　　一旦摄影师有了拍摄的意向，就可以向有关部门和基金申请。申请人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身份的证明，在国内，自由摄影师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大一些，他们比起摄影记者来说更难取得对方的信任，而事实上，在拍摄时间上，自由摄影师更加自由。国外一些基金需要申请人提供一份业内专家的推荐信来证明摄影师的能力，当然，更多的时候需要看摄影师的作品。

　　 第二，周密的拍摄计划。摄影师必须对自己要拍摄的项目非常熟悉，并且已经有了周密的计划。（见本期《如何撰写专题摄影申请书》一文）高铭和郭铁流的两个专题都是主动申请的，《贫困母亲的生育问题》是同扶贫基金会合作拍摄，虽然双方打了四五年的交道，但从2004年8月有了意向，11月正式提出拍摄申请，2005年2月才把事情搞定。他们在确定选题之前已经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事先反复琢磨这个选题能不能站住脚，值不值得长时间记录，有什么东西可以记录。

　　合同
　　国外的摄影基金会和组织在这方面比较成熟，申请已经形成一定的程序，签订必要的合同，双方的利益和责任就比较明晰。

　　 曾璜谈到：“和儿基会合作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有很多现成的合作方式，在全世界都跟摄影师合作。过去10年他们给我们的是联合国聘请专家的待遇。每天都有补贴，我们所有的费用、摄影的耗材都有资金支持，还给一些稿费，相当于我们正常稿费的1/3。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交一定数量的照片，著作权是我们和他们共同拥有的。”

　　 相比之下，国内虽然有关机构和摄影师合作完成选题已经不再新鲜，但是相关的合作手续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范。高铭和郭铁流拍摄两个专题都只有很简单的协议。

　　著作权
　　由于项目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作品著作权归属应该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归摄影师自己所有，还有就是双方共同拥有著作权。一些纪实摄影基金还有更明确的规定，比如摄影师要向基金会捐赠一定数量的作品，摄影师要向基金会提供一定数量可以用作基金会宣传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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