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本号称““新生活的引领者”的杂志静静地趟在街头的报摊时，你会被它吸引吗?如果花费10元买下这本铜版纸内页的杂志？你会在繁忙工作之余静静地阅读30分钟吗？一些《城市画报》的铁杆fans会对以上的问题流露不屑，在他们眼里《城市画报》是每天放在枕边陪伴入睡的伙伴。“我们无需理由地热爱它。”一位生活在北京的21岁的年轻人说：“如果非要有个理由，我只能说，它让我看着不累，尤其是里面的图片，看着就舒服。”

　　在2004年《城市画报》五周年的特刊上，图片总监曾翰曾“意气风发”地写下了：“请记住《城市画报》吧，这个名字必将写进新中国当代摄影史。”

　　只要是态度真诚的摄影，我们都是可以包容的

　　《城市画报》鼓励甚至是鼓吹的个人风格一直是这本杂志吸引眼球的卖点。然而什么是个人风格？曾翰对此的阐释是：用理性的手法表现非理性的内容，用最朴素的摄影语言将我们所处的现实呈现为超现实的结果。在图片的选取，他偏好那种看似平淡，却能从平淡中渗透出对现实生活的细腻感受和独到见解的真诚的图片，讨厌那种虚张声势、夸张铺陈的图片。所以，在满大街都是美女当道的杂志中，《城市画报》的名牌栏目“宠儿”就倾向于那种更贴近生活，用顺其自然随心所欲的手法捕捉于人间烟火中有血有肉的，清纯而性感的美丽和魅力；而对那种将模特作为道具，刻意摆布，追求奢华宏大场面则敬而远之。“但是个人的偏好并非完全就是工作态度的偏好。我们所看重的是‘城市，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城市人的生活’，当然，在这些选项的前面再加上“新”、“有创意”、“直指人心的”等定语的话，那就更欢迎了。所以不管你是用什么相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形式拍摄，只要是态度真诚的摄影，我们都是可以包容的，《城市画报》本身就是一块倡导原创、创新精神的摄影阵地。当然，在接纳一些独特风格的摄影作品时，我们也要尽量让它融入到杂志的整体调性中，而不是刻意而为之的与众不同。”

　　于是，当安哥，王景春，顾峥这些早已名声在外的摄影人的作品，和那些尚未出名只是热爱拍照的青年人们的处女秀共同放在《城市画报》里时，这本杂志不但收获了实验后的果实，也营造出了一种自由的多元的不拘一格的摄影氛围。“倡导热爱你身边的生活和人，倡导源于生活和人性的质朴，但同时鼓励个人风格，鼓励创新和想象力。”图片总监曾翰这样解释杂志所倡导的视觉要求：“坚决抵制虚伪、伪善的摄影，欢迎真诚、真挚的摄影。”

　　我们鼓励摄影师对摄影可能性的积极探索

　　为了坚守这种“真诚的摄影理念”，《城市画报》对于所刊发的图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视觉要求。而杂志所一贯倡导的“全球化下的本土原创路线，”又需要聘请一些自由摄影师完成大量的图片工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城市画报》的视觉风格注定会呈现出凌乱的状态？“尽量让不同的图片达到一种内在的统一，这样（它）的视觉述求自然而然和谐了。”曾翰认为，在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上，《城市画报》的工作流程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上缓解自由和统一的“冲突”。

　　 《城市画报》对不同的摄影师的不同风格、个性、喜好、能力都有深入的了解。选题来临时，要选合适的摄影师，这往往是左右结果的关键；其次，摄影师事前需理解要拍摄的内容，文字编辑和记者也一起参与进来沟通。画报坚持认为，与文字记者的合作默契也是可以影响到工作成果的；如果是需要长时间工作的专题，就必须紧跟摄影师的工作进度，随时保持联系和沟通，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不可拖延，否则会导致临尾崩盘的危机。《城市画报》2005年第6期的封面专题《上海嬉痞》讲述的是一小撮上海小市民的理想生活，做为图片总监，曾翰邀请年轻的上海自由摄影师姚松鑫拍摄此题。“因为之前看过很多姚拍夜上海的照片，发现他对于捕捉有上海特性的城市生活细节的眼光很敏锐。“曾翰说。“拍摄之前，我和文字记者给他大概描述了那些拍摄对象的生活状态，并没有设置具体的拍摄规则，让他尽量放松，按照自己的感觉和拍摄风格去拍，只要求他拍摄的人物形象要够饱满，生活细节要够丰富。”在这种看似“没有任何限制”的原则下，曾翰和杂志的同事只是在后来要拍摄封面照片和题图照片时，对图片的整体氛围和拍摄背景做了一些适当的建议和指引，一组图片就完了。因为摄影师对题材喜爱的投入，以及整个过程积极有效的沟通，这个专题及相关封面的拍摄结果很好。“因为它既满足了《城市画报》所需的视觉风格，同时也让摄影师得到充分自由发挥。” 事实上，在和摄影家的交流中，城市画报正是秉承着“鼓励摄影师对摄影可能性的积极探索”的态度，让这本走在时代尖端的杂志，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因其图片的清新脱俗而脱颖而出。

　　我们更像一种类似创意工作室性质的中小型团队，每个采编人员会超出本职承担更多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令摄影师感到自由又得到满足的空间里，杂志社围绕图片展开的工作却远没有那么惬意和轻松。作为一本关注中国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及其生活的双周刊杂志，它的操作方式与新闻类的报纸和周刊存有不同，也有别于以月刊为主的时尚类杂志。整个工作的周期是1周左右的时间。而图片总监做为“核心人物”，几乎每一期杂志从选题的策划，确定，采访，稿件编辑，到最后的排版设计的一系列制作过程，几乎都要全程跟下来。

　　 “我和其他的编辑记者一样，要在选题会上贡献自己构思的选题，参与讨论选题的可行性和操作方法。当然这其中也会有分工，一个选题确定“立项”操作后，文字编辑和记者更多的是考虑采访和写作方面的问题，而我会和摄影记者一起侧重讨论选题在视觉上的呈现方式和效果，也就是如何用适当和有效的摄影语言来表达一个选题。”在这种采编合一的工作方式下，并没有图片编辑这个职位，摄影记者和文字编辑都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履行一些图片编辑的职责，而美编也可以在版面设计过程中因对图片编排的需要分担部分图片编辑的工作，这种分工不算细致明确的集团军，依赖是采编人员对城市生活的观察所产生的创意和思考，所以更像一种类似创意工作室性质的中小型团队，因此每个采编人员会超出其本职承担更多的工作。

　　“我也不例外，除了上述的本职工作，同时也是一名摄影记者、图片和责任编辑。”曾翰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所有需要图片的选题，进行图片策划、统筹、编辑，甚至部分拍摄的工作，而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为封面专题和封面的拍摄工作进行策划、统筹、编辑和部分拍摄工作。”

　　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用更真切的摄影语言来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用摄影来表达的东西。

　　 已经快迎来它6周岁生日的《城市画报》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一本进入第6个念头的杂志也需要成熟起来，要有自己的所要坚持的思想、原则、价值观，而不能还像青春期式的盲打误撞迷惘彷徨。而成熟可能帯来的另一种副作用，可能就是丧失活力、激情、想象力，守既有的规则而作茧自缚。“所以就像做人一样，如何在成长成熟后还能保持一个年轻的心，也就是我所面临的挑战。”曾翰在展望前景时，不无客观地说。而画报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不同摄影理念和手法的摄影师？大量的自由摄影师的加入，还有国内外许多特约摄影师的参与，在这一创作过程中，不同的摄影师有对摄影有不同理解和理念，有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和风格。如何能让众多的个人风格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风格？“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搞定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能完全彻底解决的问题，也许也不是一个需要彻底解决的问题。”是的，曾翰更加重视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因为它可能是能激发一些意想不到的创作能量的过程。”

　　2002年12期的《中国摄影》“来自南方的风——广州媒体摄影新锐”中，曾璜在题为《规矩的作用》一文中提及，《城市画报》的存在为“新纪实摄影”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但是，面对这顶“高帽”曾翰给出了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摄影的方式和结果都是本质上的那个“纪实”，更不需要用新旧来贴标签。如果非要去澄清所谓“新纪实摄影”这种矫饰标签，那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去将摄影限制某种设定的框架内，我们只是让摄影回归本质——让摄影与生俱来的无限可能性一一展露。”他再次引用了苏珊·桑塔格对摄影的看法：照片乃是一则空间和时间的切片。而空间和时间就是组成所谓现实的基础，因而摄影就是一种切取现实切片的行为，摄影的本质也就可以称之为“纪实”，不管你是直接从客观存在中机械复制，还是主观制造事物以供拍摄，出现在照片中的都是存在过的“现实”，尽管“现实”以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出现，

　　“摄影可以讲述故事，摄影可以传达情绪，摄影可以复制现实，摄影可以表达观点，摄影可以哭，摄影可以笑，摄影可以……假如这样的摄影非要被称之为“新纪实摄影”的话，在《城市画报》需要用照片表达的内容都可以算是，但是真的有这个下定义的必要吗？所以在杂志内部，我们似乎想不到要去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用更真切的摄影语言来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用摄影来表达的东西。”

　　在有人已经高呼这是个“影像消费”的时代当下，似乎《城市画报》无疑是最适应这个时代的杂志。“摄影可以挑逗人类最普遍的好奇心理，也许是这种作用会让“影像消费时代”真的来临。”实际上，坚持“影像可以说话，但是无法解释什么”的曾翰对”影像消费”这个概念存有质疑。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像《城市画报》这样放任影像自说字自话的杂志必将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