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当地时间23点
新年第一天，脱下厚厚的冬衣，降临在闷热潮湿的斯里兰卡。从机场到住地的路上，我们试图在黑暗中迅速认识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说不上宽阔的街道，昏黄的路灯，我们不禁怀疑，这是首都。五星级的酒店，房间内没有宽带，需买卡拨号上网，不知道是这个城市慢了一拍，还是这个酒店慢了一拍。好在，商务中心有两台连着宽带的电脑。
这比预想的要好得多。站在北京的大风中，我们已经想象各种恶劣的条件，把自己吓唬了一通。我和F都没有灾难报道的经验，一切来的突然，也来不及向谁请教。我索性拿着去采访血吸虫的装备清单搞了一部分外用药、口服药、消毒剂、手套、雨鞋、睡袋，又添置了一些口罩、防蚊液，塞了满满一包。
请的当地导游能讲英语，口音重，语法错误百出，这让我胆子大了起来，也跟着信口开河。导游是饭店下属的旅游公司提供的，其实我们主要是雇他们的车，有些买一送一的意思，一天的费用是75美元，高还是低，不得而知。
实际上，我们对斯里兰卡的了解几乎是零，临时抱佛脚的时间都没有，只匆匆买了张地图。我隐约记得这里盛行伊斯兰教、佛教，在东部有闻名的反政府武装分子。至于突如袭来的海啸，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伤害，还只是从其他媒体上道听途说。
1月2日，当地时间22点
足足三个小时，我终于把第一天的报道传了回去，脑子里还是一片浆糊。
今天有些乱，脱离了国内熟悉的工作环境，失去了各种熟悉的新闻来源，甚至看不到一个国内同行（联系了凤凰卫视的郑浩，说是去了马尔代夫；听说南方周末的人在，联系不上），我们努力接近新闻源，却好象使不上劲。如何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我们想要的线索？对于我来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现场。作为文字，F另有想法，我只能先跟着。在教堂、寺庙采了些当地人，导游习惯性地介绍寺庙的历史，让我们觉得自己更象是个游客。路过一个由政府设立的临时捐赠点，也没有拿到有价值的东西，F说，去灾区吧。
根据打听到的消息，斯里兰卡东部和南部海岸受灾严重，东北部被反政府武装控制，司机不愿意去；去东部海岸，需要横穿整个斯里兰卡，路远耗时，费用高昂；我们最终选择了南部海岸，也就是，各国媒体上提到的加勒地区，离科伦坡单程三个多小时。
向南部进发，半个小时，车已经驶出了科伦坡，离开拥挤的城市街道，我们突然看见了海，看见了椰子树，然后就看见了成排的残垣破壁。这个意外让我和F有些激动。
车道离海岸大约一两百米（据说海啸前，海要远一些），道路两边原本密密匝匝地住着人，现在靠海的一边就只剩一片废墟。离海仅仅几十米，有一条由科伦坡通往加勒的铁路，部分路段被冲毁。当地人、穿着白色制服的志愿者、消防队员在废墟上忙碌，没有任何工具，完全徒手，效率极低。据说，大型机械和救援物资都被调往南部的重灾区。这个叫漠勒图沃的小镇，虽然离科伦坡只有35公里的路程，却得不到充足的物资。
新华社驻站记者告知，下午三点在科伦坡有个官方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觉得有些价值，于是返回。如果有时间，沿海岸徒步做田野式的采访会好一些。万分羡慕通晓当地语言的外国记者。
1月4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
后方要求我们到重灾区，一早上路，直奔加勒，原本三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海啸后不是桥断了就是路塌了，整整走了五个半小时。穿过加勒市区，我们去了当地最大的医院。拥挤的病房、闷热的空气、厚厚的口罩，各种裸露的伤口、低沉的呻吟，大脑有些缺氧，拍的什么记不清了，总之，感觉不太对。F同感。
倒是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纷发救济物资的私营书店的老板，有些印象。整整一卡车的物资是他自己掏钱采购的，按份包装，每份里有一张草席、一条床单、一袋食品、一些盐和辣椒。他们很细心，如果是孩子来领救济品，他们会多加一袋奶粉，如果是妇女，他们会塞上一包卫生巾。他强调自己并非不相信政府，只是希望灾民更快地领到救济品。要告别了，听他的员工说他在加勒的分店也被海啸毁了。
一个有钱人拿些钱不算什么，只是不怕麻烦地这般认真做事，挺难得的。于是想起国内那些大明星，花枝招展地在摄像机前掏出几千，笑盈盈地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路上又陆续碰到从中部城市开车来的私人医生，带着一家人给灾民送自制的防蚊药膏；诵经祈福的僧人，通宵达旦地开着车在灾区送圣水。
自救的力量是长在心里的，象磐石上的小草，力量惊人。
1月4日，当地时间17点
今天是第一部分的截稿日，F留在屋里写稿，我预留了下午传稿的时间，决定再去漠勒图沃。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记述这场灾难，我很难象一个理性的文字记者去重复那些赤裸裸的数字和细节。我甚至不愿意去问他们任何问题，任何让他们被迫去回忆伤痛的话题。我更愿意在取景器后凝望。我对偶然遇到的漠勒图沃有种莫名的牵挂，这里没有按情理设想的悲痛、眼泪。活下来的人就那样平静地告诉你，我的妻子死了，孩子失踪了。对于我们所担忧的水污染、传染病等问题，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废墟中仅存的水龙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恩赐了。也许是长期的贫穷让他们更平静面对灾难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也许他们还要忙着找食物、搭窝棚，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伤痛。
莫勒图沃有35人丧生，另有几个人不知去向。对我们这些带着“渴望”远道而来的记者来说，“35”不够震撼。若不是Srinath（导游）反反复复念叨“他们所剩无几”，我今天不能突然明白这场灾难更是幸存者的灾难，更大的伤痛刻在幸存者的心底。
76岁的Sisilin和她的一个女儿一早便静静地坐在海边只剩两面墙的屋子里，海，在他们身后，宽阔而宁静。Sisilin有6个儿女，四十个人的大家庭原本在海边有六间大屋子，26日的海啸只给他们留下了一间两面墙的屋子。从遗迹来看，Sisilin在这一带算是富足了，而此刻，木匠出身的一家人失去了所有用来谋生的工具和原料。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清理废墟的铁锹，他们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家里的妇女老人孩子暂时住在附近的寺庙里，一部分男人们到没有受灾的内陆寻找赚钱的机会。通常寺庙会将募捐来的食物纷发给他们。但今天上午十点半，Sisilin还没有等来早餐。行动不便的她只能这样枯等下去，或许会有好心的过路人留些口粮。
Sirali是个永远都在笑的小姑娘，只有三岁的她根本不明白妈妈如何死于海啸，邻里只告诉她，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走亲戚。我们用英文交谈时，她还咿咿呀呀摆着手招呼我们。邻居们都很喜爱sirali，她一笑就不停，大家就跟着笑了。Srinath（司机）忍不住抱起她，两人在我的镜头里开怀大笑，我哭了。当成人无力逃脱天灾时，孩子却无畏地坚强。
看到Shashinilca时，她依着新修葺的栅栏静静地坐在家门口。她的眼睛在海啸发生那天受伤，慌乱的家人都不清楚她是被木头砸到还是磕在什么地方。包扎眼睛的纱布黑黢黢的，六天没有换过了，她的妈妈没有新的纱布也顾不上她。妈妈的精力都在抢救被海水泡湿的衣服、食物上。她必须让自己的三个儿女吃饱。
粮食是这里人最迫切的需要。在前天政府提供的救援数据里，斯里兰卡受灾的十三个地区里，这个小城镇所在的地区得的大米、糖、罐头鱼等物资还算是多的，但每个见到我们的人都表示，政府时有时无的救济，让他们不敢奢望。尽管还有一些昼夜纷发救济的私人救助，但对这个近万人受灾的小城镇，一切都显得太少，都来得太慢。
1月5日，当地时间21点
整整一个上午，忙着办去印尼的护照，多亏中国大使馆的帮助，拿到了一个特惠，才能在半天内解决。我和F都有些烦了，原本想全情投入工作的，却被各种琐事折腾着，耽误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得知我们必须转去印尼时，我们一致表示反对。
后方的理由其实很充分，印尼罹难人数突然飙升，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新闻价值大于斯里兰卡。我和F反对的理由，一不要总跟在别人后面炒冷饭。就算八日赶到班达亚齐，最惨烈的第一现场已经错过。二如此一来，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路途上，剩下的时间仍旧只能做蜻蜓点水式的采访，这个工作，国外众多通讯社比我们有优势。所以我们不如静下心来在这里做些相对深入、长期的采访，关于灾后重建、自救的内容，有别于其他国内媒体。三在斯里兰卡，我们开始摸到些门路，此时放弃，我们有些不甘心。
我们在MSN上争执，三人甚至是四人对话，最后这些理由通通被编辑推翻，到印尼去，是唯一的选择。我和F暂时还没被说服。
办完手续，不忍看着时间被荒掉，F决定陪我去找中国救援队。路远了些，快五点才找到救援队设在一所寺庙里的医疗点。北京友谊医院的七位大夫正准备收摊，陆续还有些当地人来就诊，多是外伤。这是他们到斯后的第二天，住帐篷、没有水洗澡、只能吃方便食品、生活枯燥只能坐看天黑，很多队员开始想家，他们努力掩饰着，我能理解。队长是个北京油子，疑心我们是香港、台湾记者，说话异常谨慎，对于封闭式提问，就一句话，“这话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我们只好关了录音机、合上笔记本，开始聊天。
作为集体身份，领队说的是官话，作为个人身份，他有担忧、有抱怨。语言不通，加上缺少交通工具，诊疗工作只能局限在寺庙里，这种工作方式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持保留态度。离开北京时，中国海关收了他17万的行李费，都是各种药品、医疗器械和生存物资，作为政府派出的医疗队，他万分不理解。
即便这样，末了，他还是谨慎地不肯透露姓名。
1月6日，当地时间7点
六点半，在靠海的酒店，看天一点点亮起来，看城里人沿着海岸慢跑，不能想象离这里仅仅半个小时车程的小城镇，有过那样一场灾难和那些无望的面孔。我想再去漠勒图沃，去看看设在寺庙和学校的难民营。可是，我们就要离开了，对于在斯里兰卡的采访，有多少可以回味的记忆，我怀疑。
有几件事没做好：
一，在难民营逗留的时间太短，缺少他们现在的生活细节。
二，面有了，看不见点。
三，与文字协调不够，合作上有问题。
四，没有与当地媒体沟通，完全靠自己大海捞针，费力不讨好。
1月7日，雅加达
拿不到去班达亚齐的机票，大家都有些急了。
1月8日，班达亚齐
四点多爬起来赶到机场，晕乎着，竟然忘了在入境处办进入亚齐采访的外国记者证。同行的台湾记者一脸紧张，劝我推迟一班飞机。左右盘算，还是赶时间重要，剩下的走一步算一步了。
棉兰转机，晚点、再晚点。十二点，一个人终于站在亚齐只有一两百平米的机场大厅。印尼海啸发生后，提到最多的就是班达亚齐，位于印尼苏门达腊岛西海岸的城市，在1月8日的新闻里，这里罹难的人数已经达到9万多。
取行李的几乎都是记者和志愿者。CNN的东西夸张的多，器材、食品、帐篷，光饮用水就托了三大箱。我小小的行囊被他们的水箱压着，里面有六瓶水、六包饼干、三个苹果和睡袋。
大厅没有椅子，发烧，无力，紧紧抱着行李蹲在地上，等着去城里的车。听说，很多车都被海啸毁了，进城的车很难找。厅小人多，一切显得乱哄哄的，右边是CNN的喊行李被摔坏了，左边是中国时报的朋友丢了包裹。这里没有章法可循。
三个小时后终于辗转到了驻地，当地华人家。屋子很大，空空的，适合打地铺，收拾得干净，知足了。住在这里的记者，南都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周刊的，陆续采访回来，互相招呼着。
电力系统还没有恢复，天一点点暗下来，屋子里所有人变得模糊不清。通讯系统也基本瘫痪，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断断续续收到朋友的短信，感动的想哭，回复了六七遍都不能成功，酝酿的那点情绪全没了。终于明白小灵通为什么叫“喂喂操”，我也想骂人，可一切只能如此，既来之则安之。父母那边拜托国内的朋友打电话谎报军情了，反正我也一切都好。
大屋里，几家媒体决定明天撤出亚齐，因为一时无法解决发稿；各种电力设备也无法充电。我想留几日，既然已经在网上看到美联在亚齐的片子，相信一定有办法的。
睡吧，省些电，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地方充电。
1月9日，班达亚齐
和Z一行人，找了车，一路开向西面的大海，路的端点曾是一个著名的海水浴场。现在这里除了成群的乌鸦，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这叫洛阿村，据说，几千户只留下200多人。洛阿位于班达亚齐的西海岸，死神便是从这里闯入的。
在海边，第一次见到被海水浸泡变了形的尸体，看着他们孤单单地扔在茫茫海边，我按不下快门，生命就这样没了，还要任由我们这些人变着法地折腾着。惨烈的叙述方法有很多种，这样未免太直接了，任谁看着也不舒服。有人冲下去，换了很多角度，马达哗啦哗啦地响了一通。我还矗着，犹豫，这是我的工作，怎么能任性地拒绝拍摄呢，我以为自己是什么，硬摆出一副不同的姿态。可最终也没按下快门。
班达亚齐是亚齐省的首府，如今丝毫看不出城市的肌理。道路上堆满了淤泥和垃圾。海水登陆后先是击毁了沿海的树木和房屋，然后裹胁着厚重的垃圾进城。由于重型机械的缺乏，废墟的清理工作进展缓慢。又赶上雨季，给清理工作带了很大困难，也给采访带来了麻烦。两点钟，一场大雨又将我们逼到了附近的市府大厅。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个临时的新闻中心，有四台可以上网的台式机，还有免费的国际长途电话、宽带网线，虽然排队的人很多，但这已经让我们大大惊喜了。
四名外通社的摄影记者在传图。他们基本都用自己的采编系统传稿，采编的界面做的比较实用，有的界面上还预留了签收编辑的姓名和处理意见，最后整个网页会被编号保存一段时间。他们的设备基本上每人两台数码相机，另有一些辅助电子设备，从器材上来说，我见到的这几家国内媒体并不输于他们。向我传授地震时如何逃生的两名摄影记者一直负责灾难报道，参加过专业的急救生存知识培训，行囊基本是根据野外生存准备的，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及的。另两名摄影记者很年轻，没有灾难报道经验。其中一个打满耳钉的好象艺术青年，片子比较各。他们分别用数码和胶片。胶片寄回后方制作。听说，亚齐还有一些自由摄影师在为为通讯社工作，只拍胶片，交给后方处理。
这一路遇到的同行，以年轻的居多，特别是国内的，一水二十几岁的。但是国际上几家大媒体派的都是一些年长的，有丰富报道经验的记者，他们对事件的梳理能力、对线索的灵敏嗅觉实在让我佩服，尤其那份气定神闲更是望尘莫及。坦诚说，十多天，现场的各种刺激下，神经一直很紧张，又不会及时调整，情绪上普遍急噪，每个人都象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着。几个人都分别争吵过，不冷静过，决策错误，贻误战机。
1月10日，班达亚齐
天还没亮透，突然被一阵晃动惊醒，第一个反应是地震了。光着脚跑到餐厅，大门外LILI语速很快地交待。“要涨水了，跑路先”。我脑子有些懵，转身回屋，其他五个人也都醒了。大家很快地收拾好行囊，分头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小卡车。LILI和他的员工则在院外的河边观察水位。“今天是农历初一，大潮。”LILI有些紧张，“这次的晃动最像海啸那次。”四周充满了汽车发动的声音，城市在狗吠声中显得有点骚动。还好水位比较稳定，约一个小时，大家退回到屋里。当天晚上，通过新闻中心的公告，才知道早上一共发生两次地震，第一次5.7级，震中离市中心140多公里；第二次4.7级，震中离市中心10公里。造成慌乱的就是第二次，震级不算高，但是距震中很近，所以震感很强烈。
事实上，从8日飞机降落在班达亚齐小小机场的那一刻起，余震就成了我的心病。大家嘲笑我怕死，但的确，我对地震的感觉异常灵敏。一次不强的地震就会让我头晕一整天。AYOW安慰我，“最近这里常常地震，有时一天五六次，但不会有大水，不用害怕。”
AYOW是LILI的父亲。LILI在班达亚齐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货运公司，每晚数百辆卡车排队停在院子外的街边。海啸发生后，他的妻儿到棉兰避难，父亲坚持留了下来。结果这座有四五个房间的小院成了中国大陆记者的营地。这两天先后有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中新社香港分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十几个人在此留宿。68岁的AYOW华语讲得非常好，大家常常围着他问东问西。
语言是此次采访的一个难题。出乎我们的意料，班达亚齐当地显有人会说英文；约占当地人口5%的华人，以客家话和粤语为主，华语讲得好的也不多。采访时，常常连猜带比划。有一天，正在写稿的南都记者自嘲，“没想到语言不通，双方也能沟通，连猜带比划，也搞清楚这些志愿者一上午搬了多少尸体。”这终究不是解决办法，大家去临时设立的新闻中心，找到一些翻译人员的电话，上面注明会讲当地语和英文，有些还注明提供包车服务。试着拨打了几个电话，结果都被预约了（在这些事情上，很多有经验的外通讯社就从容的多。比如，今天遇到AFP的，是从棉兰包车，并和当地晚报商谈好合作，雇佣了一个通晓当地语和英语的地方社会新闻部记者，一路资源共享）。
后来在新闻中心门口碰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司机DIOIN，开价每天200美元，我们觉得价钱太高，却也别无选择。后得知，这些日子由于在班达亚齐工作的外国记者和NGO组织非常多，翻译和司机的价格一路攀升。11日后，一些幸存的蹦蹦车、出租车开始在街上揽活。短短几分钟的路，蹦蹦车开价15000卢比（约合15圆人民币）。
1月11日，班达亚齐军用机场
这一天，和新京报的记者找机会去美拉务。对于这样四处奔波，没头苍蝇似的采访，我厌烦极了。按照性子，我只想呆在班达亚齐继续拍摄，我心里一直无法忘记的妮娜、阿顺，他们在做什么。后方给我的原因是，已经有太多媒体聚集在班达亚齐了，他们要做更新鲜的。他们听说距震中更近的小镇“美拉务”百分之八十的建筑被摧毁，四万人集体逃亡。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我。仅仅为了 “更惨烈”就奔到那里，作为记者，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军用机场充斥着直升飞机的轰鸣声，整整七个小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去美拉务的机会，飞机一班班起飞，登机名额完全掌控在工作严谨的新加坡空军现场总指挥手里。去美拉务的飞机每天至多三架，运送物资之余分配几个名额给NGO官员、灾民、记者，而名单上至少排着上百个人。曾在雅加达机场见过面的四位当地的女记者，备着帐篷睡袋，在这里整整守侯了两天。
暴雨又至，去美拉务的机会彻底断绝了，枯坐了一天的结果让我们更烦躁。Z和X相互指责，生闷气。文字和摄影为什么总难协调？除了工作方式的不同，恐怕还有些别的。每一个摄影记者在机会面前都是带有所谓的“野心”，拍摄一些个人色彩的东西，说自私些，给自己留些“作品”。所以，做起来很投入，不管不顾的。这一点，大多文字记者不能体会。
今天很累，神经似乎到了一个临界点，要散了。手边的采访本被雨淋湿了，一些人名看不清了，一些似乎重要的话没有了。我也没觉得多么懊丧，看得清又能怎样，我记下的这些话又能算什么，凭着这些只言片语，我又真正明白他们的心思吗？名字没了？我相信一个月后，很多事我都会忘了。我开始怀疑在这里的意义，想起那天VIVI恨铁不成钢的话，“作为摄影记者，你到了现场，纪录你看到的、感动你的，就是最好的。考虑那些没用的干吗，浪费时间。” 那些存在电脑里的蜻蜓点水般的照片就能称为纪录吗？透过这些照片你能明白到他们遭受的绝望吗？我所做的，就能消除网上那些对印尼无稽的谩骂吗？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1月12日，班达亚齐
后方又突然决定撤回棉兰，从那里杀进美拉务，我争执烦了，一句话都没说，只希望尽可能争取拍摄机会。飞机是下午的，一早我和Z去了医院、学校。这是昨晚商量的结果，大家认定，在这场灾难中弱小的被伤害的孩子更能得到同情，改变一些激进分子的看法（我们被国内一些网站讨论版上的话吓坏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情指责印尼的人）。
这家医院的条件比斯里兰卡的几家要好一些，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病房。病人同样多，一些外伤较轻的孩子就住在雨廊上，一块雨布隔着一个病床。缠着厚厚绷带的孩子笑个不停，拖着打着石膏的腿，在走廊上又打又闹。
病房里安静了许多，很多孩子在熟睡，有家人陪伴（后来才知道很多并不是孩子的家人。很多孩子失去了家人）。
相机快门声变得很刺耳，孩子们会被惊醒，瞪着眼睛认真地看着你，我有些不自在。
突然涌进了一批东方面孔的人，起初以为是援助医疗队，他们站在屋子的中间听一个人大声地说了一段后，竟然站成两排，拍起照来。拍了几张，一个人转过身让我帮他一起拍，我心里觉得别扭，拒绝了。临走前一个年轻姑娘，轻轻拍了拍一脸愕然的孩子的脸，问了一句“疼吗”，孩子没听懂，只是盯着她。孩子冷漠的眼神让人不敢对视，我知道她在嘲笑我们这些闯入她的生活的陌生人，“你们来做什么？帮助我们？”
是，我们究竟在做什么？这么多记者风风火火地来了，带着成捆的器材、帐篷、防蚊用品、口罩、消毒剂，一副充满战斗力的样子，站在这个城市的每一片废墟上，带着好奇与探询的渴望，一遍遍地用话筒指向蜷缩在难民营里的孩子，因为“我们负责报道世界”。图像传回去了，文字见报了，这成了我们厚重的一笔人生经历，一切就结束了。然而对这些孩子，这些继续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一切远还没有结束。
1月13日，棉兰
大家决定休整一天，我努力放松，却仍旧绷着。
T问Z去班达亚齐的感受，Z说，象是各国记者的游乐园，又是帐篷，又是睡袋，还有免费宽带，大家吃住在一起，挺好玩的。Z，中国一位著名学者的公子，工作三个月。
我虽然不喜欢他笑着说这些话的语气，但班达亚齐真的只是我们的“游乐园”吗？一时的激情，瞬间的感动，我们能坚持多久，我们愿意留下来吗，愿意陪他们一起渡过这段日子吗？哪怕只是做个志愿者。
1月16日，回到班达亚齐，小蓉家
昨天，大家陆续去美拉务了，剩下我一个。围着屋子转了几个圈，意外在一个角落发现一个露天阳台，推开门，街上的热气、喧闹顿时扑面而来，更加觉得孤单。
收拾好行囊，准备离开，突然看见C、L，在这样的情形下重逢，犹如亲人。他们忙着结帐，准备回国了，脸上挂着如释重负的笑容，看来大家都想回家了。我突然有个念头，带着行李跳上车一起去机场，明天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熟悉的街道、人群。我开始烦了，用大家的话说拍恶心了。
C和L因为担心不能及时发稿，在班达亚齐一天，9日便退回棉兰，当时他们的计划是从棉兰去美拉务。据他们说，回到棉兰后，衡量了采访的效果和可行性，决定放弃美拉务，专做棉兰华人难民营的专题，三天时间。其实，纵深做专题是我们这几个摄影的共同目标，只是一直都没有实现。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不能迅速在庞杂的新闻线索中梳理出最有价值的线索；二是多少有些贪心，唯恐错失更好的，结果只能是狗熊掰苞米。
我还是留了下来。请华人用当地文字写下救济站的详细地址。半个小时后，我又站在了美达村救济站大厅，拖着两个行囊。这时离约定出发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阿爸已经扯着嗓门在大厅里忙开了。听说，运往亚齐的货品昨天夜里就已装车出发了。
救济站里的人少了许多，人们陆续投靠在当地或雅加达的亲戚了。仍旧有媒体来采访，间或有华人来捐款。灾民似乎已经平静下来，难民们对着摄像机时，不再痛哭流涕。那些聚在简陋的咖啡屋下的人们也不再高谈阔论。人们枯坐在一起，什么也不做。
包车准时来了，意外，是辆豪华大巴，空调带卫生间（昨天回美拉务的那批人，包的是两辆条件相去甚远的小面包车）。 ABAK忙着纷发印有苏北华社赈灾委员会字样的T恤（据说是棉兰的华人捐赠的），场面比美拉务华人返乡的时候热闹许多。我没问，猜想此行的头领ABAK一定是有些威望的富人了。很多人来送行，大家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担心，虽然临行前，他们纷纷劝我，“不要去了，不安全。”他们说的不安全，一是怕有路匪、反政府武装分子，以往他们遭遇到，都以钱保命；二是夜行盘山路，危险。
同车26人，24个返乡华人中只有一位女性，吴小蓉，她负责为大家做饭。另一个搭车的是澳门来的志愿者，郑伟杰，自费到班达亚齐，和当地志愿者一起背尸体，整整五天。此次印尼之行，让我惊讶的是，屡次遇到只身前来的志愿者，香港、台湾、日本、印度、马来西亚等，他们不属于任何NGO组织，事前没有和任何人取得联系，路费食宿完全自理。这些志愿者大多没有经过专业救援训练，偶尔有一两个人带着诸如针灸、治病的一技之长，就这么千里迢迢地来了。语言不通，他们比划着，什么活都干，清理废墟，背尸体。让人不由敬佩。
客车开的飞快，在仅有两条车道的山路里飞驰，即使遇着大折角，也丝毫不减速。我的手心在出汗。闭上眼，又睁开，又闭上，内心有些怕。窗外如注的暴雨砸在车窗上，气氛有些悲壮。
天亮时车进入班达亚齐地界，一些人按奈不住地扒在车窗上。同行的人中除了头领阿爸，都是劫后第一次返乡。
象所有小镇的清晨，有人穿着跑鞋晨练，在远离海边的田野，呼吸着稀薄的新鲜空气。一部分人渐渐恢复了他们的生活，早点摊档、菜市场在天光中苏醒。
但更多的人不知道如何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车停在位于华人聚集区的大伯公庙前，救济站就准备建在这里。大伯公庙是天益社的活动基地，半个多月过去，这里还是一片狼藉。海水带来的残骸将大门堵死，庙堂内的淤泥没到了腿肚子，没有清理的尸体，发出一阵阵恶臭。
下午三点，暴雨来了。清理工作暂停，一些人准备回家看看。
岳平的家离庙堂不远，漫过膝盖的污水挡住了去路，只能远远看着。一家当地广播电台跑过来问岳姨，想过未来没有，岳姨张了张嘴没说出一句话。岳姨的丈夫和一个儿子自海啸后一直下落不明。
谢德林从家回来后，一直呆坐在庙堂里，一支支地吸烟。有人问起家里的情况，他就一句话，不能回来了。谢伯的房子并没有倒，他原打算清理完就把妻儿接回来。但推开大门的刹那，从后门涌出的几具腐尸和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碎片让他惊耸，门也没锁，谢伯就离开了，“一年吧，也许一年后我会回来。”谢伯准备回棉兰，那里并没有他的亲戚，他只能住在华人设立的美达村救济站，“我只想离开。去哪里都可以。”
很多带着希望回班达亚齐的人，都和谢伯一样，变得不知所措。
谢房信，46岁，埋着头在屋檐下清理垃圾，屋外被污水泡过的家具完全看不出模样。除了清理房屋，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失去女儿和妻子的伤痛包裹着他。他的女儿22岁，刚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个满目疮痍的城市如何恢复？绝望在人群中蔓延，一些人建议停止救济站的工作，有人已经悄悄安排好回程，再次离开伤心的班达亚齐。
阿爸不愿放弃救济站，但他没有说话。在海啸中失去父亲的阿爸能体会这一切。他两次回来都没有去海边父亲的家。听说那里已是汪洋一片，举目看不到一间房屋，哪怕一面墙。阿爸说，如果救济站开不起来，他会把救济品发给村里的原著民。“但我希望大家都回来，这样热闹一点。热闹了，重建才会有希望。”
对岳姨、谢伯来说，回家的日子是遥遥无期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回家的路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拖着智障的儿子，华人许明珠本能地奋力逃过一劫。海边的家片瓦不留，父子俩一直静静坐在大伯公庙的屋檐下。十多天，除了水和食物，拒绝接受任何帮助，也不愿意到屋里避雨。政府救援来劝说，他不肯走，“我知道妻子平安逃到棉兰，那就好，我们哪也不想去。”医护人员说，“他们需要送到危机救援中心治疗，他们心理受到巨大创伤，悲痛让他们看不到未来。”
整个城市都看不到未来。死亡的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被记者层层包围的当地新闻官说他们还不能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也许这永远都是个未知数。网上说泰国的DNA鉴定工作接近尾声。在班达亚齐，重礼教的穆斯林，无暇准备葬礼，更没有人对尸体做什么鉴定，找到了只是被匆匆抛进机场附近刚刚挖好的大坑，一层层地垒起来。一个坑，两个坑，三个坑，没有人知道还要挖多少个。
1月19日，雅加达
我开始踏上返程。
阿爸一早就等在小蓉姨家，等着送我去机场。拥挤的侯机大厅，烦杂的登机手续，打乱了告别的气氛。我用力握了握阿爸的大手，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我也许没有机会再还了。阿爸说，你要留下来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他们自己的鱼塘抓鱼。他总为这些天让我吃泡面觉得不好意思。
蒸腾的热气里，大大小小的飞机忙碌地起降。很多人，联合国官员、志愿者、记者，“热闹”地挤在马达轰鸣的亚齐机场上拍照留念。一批批来了，又走了。玻璃外，阿爸久久挥手告别，他们和所有亚齐人一起，只能选择留下。这永远都是他们的家，即便一无所有了。
时间也许能够洗刷一切，他们又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时间。
候机大厅的电视重复播放着HASYM用DV拍摄的海啸片段。背景音乐依旧是遇到妮娜时听到的那首歌。
妮娜，就住在洛阿，海啸来时，正在朋友家的她躲过一劫，家中其他八口人只剩下了妈妈和弟弟。妈妈和弟弟投奔棉兰亲戚时，妮娜选择留下来，她要为全家赚取将来的生活费。海啸后第三天，妮娜开始为进驻亚齐的国际医疗组织做翻译兼杂务。昨天在售票中心重逢，妮娜一脸倦容。她请求我让她靠着睡一会儿。拥挤的大厅里除了工作人员偶尔的叫号声，只有电视里一遍遍播着一首印尼歌曲。我的肩头渐渐湿了，是妮娜的眼泪，她只是默默地流泪，没有睁开眼睛。后来才知道这是为海啸遇难者写的歌。有一句歌词，大意是，“他们，我们，永不能相见”。
那，我们会再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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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再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