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造假事件最近一段时间成了新闻摄影界热议的话题，身为《京华时报》的图片总监，骆永红更加关注这些“假照片”现象，不过，他对“假照片”更有着自己的冷思考，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摆拍”也是一种“假”，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应该让新闻摄影业内的职业道德建设在这场打假风波中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一下是影响与骆永红的对话。

1，关于都市报摄影师作假这类事件您的观点？如果反对，原因有哪些？

　　摄影记者不能作假，尤其是都市报摄影记者更不应该作假，尽管事实与这一愿望相悖，我还是这样期望。
　　反对作假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瞭望者和信息传播渠道，造假无疑堵塞这一渠道并使媒体乃至社会诚信度降低，伤害了整个群体。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对报纸市场和消费者的伤害。都市报不是靠公费订阅，全部来自于普通百姓的市场行为，购买者掏的是自己的腰包，如果我们以假新闻假照片来糊弄读者，无疑会让使读者失望从而放弃订阅或购买。损失了市场，就没有了都市报存在的土壤。
　　从摄影记者自身而言，造假者会被打上标签，这种诚信受到损害的造假者难以寻求到发展的空间或者是工作、生存的新场所。互联网的信息透明使得造假者很容易被发现并存档，而媒体相关联盟间的一些规定则会将这些造假者排斥在录用之外，比如五大网站的“关于删除造假者图片并不再签约”的图片公约，中国新锐媒体视觉俩联盟《关于造假者联盟内部不再录用》的规定，等等。

2、京华时报有没有作假的照片？

　　有。尽管没有ps方式造假，但造假的另一种形式——干预拍摄对象的作品，在我们早期新闻摄影作品中屡出不穷。
　　我自身记忆最深的一次干预并改变新闻事实的事件是我随警采访暂住证检查，当时，警方把已经查获的犯罪嫌疑人带到暂住证集中清查现场，放入人群，而后到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一警官“断喝”，：“就是他”。几个早蓄势待发的警察一拥而上。。。第二天，媒体见报的是当天的夜查发现多少犯罪嫌疑人，典型的编造新闻事实，我们参与其中，同样如此刊发。
　　这样的事例在很多记者身上都发生过，如果说这些造假场景是被动造假的话，那也是警方适应媒体需求和长期习惯而造就的。关键还在于媒体和记者。
　　到了这三、四年，我们明确规定不再允许记者参与摆拍，目前这已成为摄影记者的自觉。
　　去年中非论坛期间，几家媒体记者赶往某社区采访中非青年联欢，结果没什么场景，有记者导演让大家一起包饺子来表示联欢。我们记者没有拍摄，结果编前会上称赞了摆拍报社的记者比我们拍得好。我说，这种看似很美好是我们不需要的，我们需要真实。给了本报记者肯定和较高等级考评。

3、 在什么情况下您认为是允许摆拍或对照片进行修改之类的？假如有京华时报的摄影记者作假，您如何对待？

　　如果产品介绍、展示照片，或者需要特别展示的物件，而且该产品或物件与新闻环境没有任何关联，允许摄影记者参与摆放，主要目的是让读者能够清晰看到该产品模样。
　　另外，人工控制的一些合影也能被用在新闻专题中。比如，非典时期，摄影记者拍摄垃圾处理厂工人，结束时，让他们拍个合影，这张照片用在了版面上，让读者对他们的形象有直观认识。
　　至于照片的修改，只有在制作示意图时所用的照片合成到示意图中，成为示意图的一部分，可以截取画面的部分内容使用，但不得扭曲、变形图像，同时，后面当署名“xxx摄影,xxx制作”。
　　对于造假者，京华时报的规定是，一经发现，作辞退处理。

4、关于摄影界老前辈蒋铎老师退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您有何看法？
　　蒋老是我十分敬重的新闻摄影前辈。他一直提倡新闻摄影的抓拍，而这种抓拍就来自于新闻现场的真实还原。他的倡导影响了许多新闻摄影人。
　　他的退会不仅促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管理层在“忙碌”中猛醒，更是对新闻摄影界敲响了一记重重的醒钟：我们不可能从不犯错，但可以通过纠正错误来获得经验、教训，从而让错误少犯最终不犯。
　　面对错误如何改正，不仅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的事，更是我们身在其中从业者每一个人的事。

5、有什么寄语要送给摄影记者们？

　　 摄影记者共勉，这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不要急功近利，我们可以追求完美，但是完美和创新，对于摄影记者而言，永远在于第一现场，你的对新闻本身的理解及经验所积累的现场预测会让照片更趋于完美，或许出乎你的想象，甚至事后更改所难达到。
　　获奖可以得到名利，短时间得到认可，但这种认可在幸运之外更多是积累的体现。积累的不仅是拍摄照片的多少，还有素质。素养并不只是照片本身，它包括你所接触的文学、音乐、美术等多方面。
　　另外，摄影记者区别于摄影师之处，在于多了“记者”一个定义项，这就需要对新闻有更多的理解，而不仅是画面的维美。适当看些有关文字新闻业务的书，会让我们对新闻的理解更宽些，毕竟，新闻摄影值得看的书，太少，太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