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纪实：居杨访谈录：
金三角其实和外界传说的有很大的不同
影响：您是怎么对金三角这个题材产生兴趣的呢？
居杨：我是《法制日报》的记者，接触关于毒品的案子比较多，经常拍摄关于贩毒、戒毒的题材，内心产生了好奇，而中国毒品市场上90%以上的毒品都来自金三角地区。在90年代末世纪初，金三角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区之一，它不仅是中国最大毒品市场上流通毒品的最大生产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输出国之一。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金三角。
影响：请对金三角做一个大概的简述。
居杨：金三角其实和外界传说的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去之前，听说金三角有很多有钱人，他们床底下都塞着美金，天天喝XO，但我去了以后一看，根本不是这样。金三角是一个贫富悬殊非常大的地区，也是一个非常落后和封闭的地区。
金三角地区种植罂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的高寒气候，非常适合罂粟生长。金三角的烟农种植罂粟就像我们的老百姓种麦子一样，这种习惯是很多年沿袭下来的。罂粟是海洛因最主要的提炼源，海洛因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这种财富只集中在很少的人手里，像毒枭和军事首领；而真正种植罂粟的烟农生活极端贫困。每年罂粟出来之后，烟农卖掉大烟膏，挣来的钱换盐巴，辣子还有米，就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东西。每年的收入换完这些东西就所剩无几了，根本没有存款。
说它封闭和落后是因为金三角地区是一个军事首领割据的地区，直到现在也还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战斗。金三角不是一个和平的地区，在那儿形成了一种“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模式，财富变成了战争的经费。战争频繁，使得外界对金三角地区的印象也非常不好，就觉得它是生产罂粟的地方，很可怕，不和平，总是有战争。金三角的封闭，使得外面的人很少能进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当地老百姓由于连年的战争，对外界的人非常警觉。金三角地区基本上都是农村，没有像样的城市。村子里面文盲很多，有小学文化水平就是比较高学历的人了。农村的小学很少，绝大多烟农的孩子也上不起学。老百姓都住在茅草屋里，生一堆火，煮点儿饭，然后下地去种烟，他们过的基本上是这样的生活。
金三角的道路交通也非常差劲。因为是在崎岖的山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柏油路，就是小石头随便码一点。我们采访的后期，金三角进入雨季，路是非常难走的，十几公里的路有时候要走一天，车子几乎就是在泥里面跑。
影响：您觉得金三角是被外界妖魔化了么？
居杨：金三角并没有被外界妖魔化，但是外界说的其实也没有错，比如说它的危险，走到哪儿都有军人。村里面的小孩子，长得还没有枪高，就受过很多年的军事训练，十几岁的孩子开枪打人就跟玩似的。村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是军人，你走在街上，可能走过你身边的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就已经参加过好几次军事战争。在金三角也很容易碰到所谓的“国际毒枭”，他们都身家上亿。原始森林里面只有羊肠小路，到处都是关卡，随时有可能遭遇放冷枪。
影响：金三角的农民是怎样认识他们种植
居杨：金三角的老百姓其实处于很蒙昧的状态，没有人会对种植罂粟有很强烈的罪恶感，因为很多年来他们就是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就像中国老百姓种麦子一样，谁会觉得种麦子是一件很罪恶的事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并不了解。甚至我觉得，对于他们种植的这些东西外界有怎样的看法，这些东西流通出去会带来多大的利润，祸害多少的人，他们是没有清楚的概念的。
影响：当地的老百姓吸毒的人多么？
居杨：也有一些，但当地老百姓大部分都拿大烟膏来当药，因为那儿的医疗条件很恶劣，医疗技术也很落后，所以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发烧咳嗽都吸大烟膏，大烟膏就是当地唯一的药，甚至小孩子肚子疼、牙疼都吃大烟膏，吃一点大烟膏就没事儿了，因为罂粟果实里还有有可以起到镇痛作用的成分。
影响：所以说那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毒品泛滥的感觉，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接触到毒品？
居杨：当然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接触到毒品。毒品在那儿就和我们眼中的大米麦子一样，谁会觉得麦子大米有什么神秘？金三角的烟农就是以生产鸦片，卖鸦片为生，根本不觉得它有什么神秘。包括我们说的那些国际毒枭，在当地烟农眼中，就是他们的买主，是收鸦片的人，就像中国农村收牛羊、收麦子的人一样，是很正常的。
影响：毒品的收益和利润是怎样划分的呢？
居杨：是一级一级，依层次划分的。收来原始的罂粟是一个价钱，制成海洛因是一个价钱，将海洛因卖出去又是一个价钱。不同的地方海洛因的价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中国的边境是一个价钱，可能进入中国内地以后，海洛因的价钱就翻了几倍。从金三角到香港，再到美国，这中间，海洛因的价格都会不断地翻倍。
罂粟禁种使得本就落后的金三角更加贫困
影响：您总共去过几次金三角，每次去有什么不同么，包括采访任务还有当地局势的变化？
居杨：当然不同。为什么我要集中在这几年的时间内关注金三角呢？因为最近几年金三角在发生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世界禁毒进程的影响很大。1999年6月26日，金三角地区军事力量中的一支——果敢宣布禁种罂粟。从99年至今，金三角地区不断地有军事力量宣布禁种罂粟。
2006年1月和5、6月份，我又去了金三角两次。2005年6月26日，金三角最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占有金三角最大罂粟种植园区（金三角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园区）的佤邦宣布禁种罂粟，2006年正是佤邦宣布禁种罂粟以后的第一年，我选择那个时间去，也是想看看佤邦宣布禁种以后是不是就真的禁种了，到底是真禁还是作秀？
从99年到2006年，金三角地区的各支军事力量相继宣布禁种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来自国际力量的压力，比如中国政府、缅甸政府开展大规模的扫毒行动；美国政府也曾以“恐怖分子”的罪名对金三角当地的军事首领进行通缉。另一方面就是金三角地区的民族自省。其实金三角地区的军事首领也就是民族首领，这些人也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连年发动战争，种植罂粟，使得金三角与外界交流的机会骤减，金三角地区也就变得越来越封闭和落后。所以他们也希望通过开展替代种植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被世界所接受。种种原因综合作用，才促成金三角地区罂粟的禁种。
影响：罂粟禁种给金三角地区带来了什么影响？
居杨：罂粟禁种给金三角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金三角地区罂粟产量大幅减少，金三角现在的罂粟产量远远低于阿富汗的“金新月”地区。
罂粟禁种也使得本来就落后的金三角更加贫困。从我个人的采访感受来说，金三角地区需要国际力量的帮助。金三角非常封闭和落后，当地老百姓除了种植罂粟，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生存本领。他们迫切地需要替代种植的知识和技术，比如怎么种植水稻、橡胶以及荔枝等热带水果。教授当地老百姓替代种植的技术，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才能有效地防止罂粟复种。金三角地区的老百姓文化缺乏生存本领，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外界应给他们一点时间，帮助他们学习生存本领，提高文化水平。中国政府这两年也在做这样的工作，派遣技术人员去金三角地区帮助开展替代种植，支援大米等等。
影响：从您的亲身经历来看，替代种植在当地开展的怎样？
居杨：老百姓一开始不接受，有抵触情绪，也不信任中国政府派遣的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去了以后放冷枪、跳大神。但后来双方慢慢建立了信任。大片的橡胶林起来以后，当地的很多烟农就去橡胶厂工作，领工资，生活比以前好。除了种植橡胶以外，金三角地区还种植茶叶。因为地处山区，又绝少污染，金三角地区生产的茶叶品质是非常好，销路也很广。老百姓通过种植茶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只要生活过得比以前好，他们就不会坚持种植罂粟。
影响：据说金三角地区的替代种植遭受过很大挫折，一些作物像甘蔗、荔枝在当地的推广非常不顺利，加剧了当地的贫困，是这样么？
居杨：你说的挫折是什么方面的？
影响：就是这些替代种植的作物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或者在后期生产加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生产出来销不出去。
居杨：确实存在这些困难。首先是气候问题，一些替代种植作物在金三角不适应金三角的山区环境，所以会没有收成或收成很差。另外，老百姓缺乏必要的生产技能，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懒，因为罂粟可以说是一种“懒庄稼”，下了籽儿以后基本上不用怎么照看，而推广种植的作物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比罂粟要高得多，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添土，都是有讲究的。而且因为金三角地区的极端贫困，当地的老百姓也买不起化肥、杀虫剂这些必要的生产资料，可能来一次虫害，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还有就是当地极端闭塞，交通落后，也给金三角替代种植的开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影响：刚才您提到由于存在一些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一些替代种植作物在那边的推广也不是特别好，那您觉得当地人的出路在哪里？
居杨：当然还是替代种植，要改善现在这种状况就需要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帮助，比如说国际社会应投入较多的资金来收购当地种植的农产品，在当地投资办厂——通过这些手段鼓励替代种植，让烟农就业，慢慢改变当地烟农的生活习惯。
照片背后的故事
影响：您是从怎样进入金三角的？
居杨：我是从云南的边境临沧进入金三角的。坐吉普车去的，路非常难走。因为路太颠，你的头顶可能猛不丁地就会撞到车顶，手要紧紧地抓住扶手，一天下来，手心里就磨出大血泡。而且我们去的时间正逢金三角的雨季，车基本上是在泥里面走。我要背摄影包，爬山技术又没有当地人那么好，当地人赤着脚，在荆棘存生的地方都可以运步如飞地往上爬，当地的山坡不仅泥泞而且陡峭，所以整个人就是背着摄影包在泥里滚。
影响：您去采访带了多少器材？
居杨：带了两套专业的机器，要备用。因为那地方路很难走，路上基本上都是颠簸状态。像我第一次采访回来，带去的笔记本电脑基本上就处于支离破碎的报废状态。带两套机器，心里有底，出了状况有保障。
影响：有一篇关于您的文章中提到您在采访鲍有良的时候喝了很多酒，您酒量是不是挺好的？
居杨：其实我酒量并不大，喝那么多酒是因为这是采访的需要。去金三角采访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怎样被采访对象接受。在那样闭塞的环境里，你作为一个突然闯入的外来者，所有老百姓对你都很警戒，没有人会主动接纳你，尤其是在当地军事首领的家里，究竟应该如何来展开采访。我去佤邦军事首领鲍有良的家里，一开始我自我介绍完以后他根本不搭理我。到吃饭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喝酒，我知道那是接近他的办法。那个时候我喝酒其实是很危险的举动，因为在一个毒品泛滥的地方，你很难保证你吃的菜里喝的酒里会不会下了“药”，你要获得允许，就要做出权衡。
影响：现在想起来您会后怕么？
居杨：其实在金三角的采访还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情。当然现在回想当时的采访是觉得很危险的。在那么一个兵荒马乱，鱼龙混杂的地方，作为一个外国人，你的人身安全、器材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儿不存在法律约束，长官意志就是最大的意志。去了金三角回来，你会觉得中国真是一个光明的、安全的、人性的、法治的国度。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拥有这样的一份经历，是很难得也是很宝贵的。金三角是一个让我很兴奋的题材，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想把它继续下去。回到北京，我都觉得北京太安静了。每次采访完，有很长的时间，你都无法从采访时那种高度警觉和紧张的状态中走出来。
影响：能就您拍摄的几张照片跟大家谈谈照片背后的故事么？
居杨：好的。
有一张是老人捧着一把米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佤族的村寨里拍摄的，那个村子非常穷，我去村寨里面采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人在那儿劈竹子。当时是六月，正是闹饥荒的时候，我就通过翻译问他家里面还有没有粮食，他告诉我们就剩最后一点点粮食了，我就提出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家里的粮食，他就领我去他住的屋子里，捧起很少的一捧米，意思是这就是他最后的粮食了。因为语言不同，我猜他可能是为了表示对粮食的珍惜，就很虔诚低把米捧到眉心的位置。当时屋子里非常暗，就有一扇小窗是唯一的光源，我看到这个场景，就赶紧拍下来了。回来以后一看，就决得这是一张很好的特写照片。因为当时的光照条件，把周围的环境信息都隐去了，只剩下那捧米和老人脸上的皱纹。
还有一张母亲抱着婴儿、另一个孩子望着镜头的照片——这张照片中的那个母亲是我进到那个村庄以后唯一愿意主动和我交流的人。当时进入那个村庄，村里都是小孩儿，一看到我就跑得离我很远，远远地注意着我。大人就进了自家的屋子。我在村子里面转，希望能有人接受我，得到拍摄的机会。我转了很久都一无所获，但我正准备走的时候，这个女子拉住了我，这是我采访中第一个愿意主动接触我的人。她拉住我以后她就哭，边哭边说，因为语言不通，我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我就用尽量让她能明白的方式问她为什么哭，她就说她丈夫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去打仗再也没有回来，就剩下她和她母亲，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得很艰苦。罂粟禁种以后，现在她家已经基本上没有粮食了。她说的时候一直是一种痛苦失神的表情，然后就给其中一个孩子喂奶，另一个孩子就抱着妈妈的腿看我。我赶紧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正巧当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就把随身带的矿泉水、糖果、小饼干一股脑全塞给那两个孩子。
另外有一张抓捕的照片。当时联合缉毒小组的很多活动都是突击性，没有办法事先预料，比如许多巡查活动，根本不知道毒贩什么时候会出现，就只能一直跟着。当时我跟着缉毒小组，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我赶紧冲过去拍了。因为当时特别突然，什么闪光灯、光圈都来不及调，我就开着闪光灯拍了两张，结果反倒成就了这张照片。因为快门放得很慢，就使照片有很强的动感，如果当时拍得很实的话，反倒没有这样的效果。
最后说那张鲍有良拿枪的照片，他是当地的一个军事首领。那一天在他家喝过酒以后，我赢得了他一定的信任，就被允许去采访。鲍有良邀请我去他家转一转，然后进到他的卧室，里面放着十几支长的、短的枪支，他就向我展示这些枪支，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是在金三角的生存之道，有了枪才有了一切。我就趁他展示枪支的时候抓紧机会拍了几张，然后就到其他的房间去了。当时拍这张片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张照片挺宝贵的。
质朴的照片才能感动人
影响：您说过您现在更喜欢看安静的照片，对于“安静”您是怎样定义的？
居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是从拍黑白胶片开始新闻摄影的，现在大规模适用数码相机拍摄，不论是从拍摄技术的要求还是从胶片成本的要求来说，拍照都变得更容易了。大家拍得照片越来越多，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照片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照片你第一眼看去，觉得它拍得很好，运用了很丰富的摄影语言，但再仔细一看，没有内容。从影像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这是一个绝对真理。我愿意用一个词来形容好的影像——“质朴”。现在好多摄影者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想要表现什么，或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受，就想去创造一个影像去感动读者。你必须在你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什么，然后用最质朴的语言把你感受到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才是会让人感动的照片。真正好的照片都是让人感动的。当然不是说复杂的照片就不是安静的照片，无论你用复杂的形式还是简单的形式，只要你说好了，说对了都是好照片。但摄影者你要扪心自问的是你清不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你再去按快门。在你的内心深处要有感情，有思考，有选择，这样你拍出的片子才会感动别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