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摄影记者艾米·维塔利建议摄影记者们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视觉信息的书写者”而不是单纯的影像捕手。但是，如何才能将信息成功转译，使之成为一种生动流畅的视觉表达呢？站在这个角度，每一个新闻现场，都犹如给摄影记者出的一道谜题——而有的时候，这可能是一道相当复杂的难题，甚至可以这样说，当摄影记者面对那些平庸、混乱的现场的时候，就如同经历一场“灾难”。在这样的压力下，慵懒的记者找到了产生平庸之作的借口，而兢兢业业的人们却展开了一场分秒必争的智力游戏，拯救“灾难”转危为安。

拍的好，那是因为离危险已经很近了

　　突发新闻难拍，那是因为你要拍摄真正的新闻现场总是困难重重——阻挠，甚至有可能是殴打，让拍摄突发新闻往往会成为心惊肉跳的经历。《新京报》视觉部的副主任陈杰是摄影圈里有名的拼命三郎，在突发新闻现场，他总是有超强的突破能力。2004年6月北京大安山矿难，他是200多名记者中唯一一个深入井下拍到独家照片的记者。矿难现场重重关卡，井下险象环生，他是如何获得这张珍贵的照片呢？

　　2004年6月6日10时35分，京煤集团昊华公司大安山煤矿发生塌冒事故，10名矿工被困，生死不明。6日晚7时许，经过3个小时的路程陈杰和3名文字记者赶赴位于大山深处的大安山煤矿。
　

　　“现场能看到几十个人在救援，我的第一个判断是能不能进入井下8000米，这是最难的。”艰苦周旋后，陈杰只能拍摄一些外围场景。这时，井口有几个矿工出来，陈杰赶紧抓拍了几张，在报社当天截稿前发回了这张独家图片。但是这样的影像对他来说太平淡了，他仍然希望能够拿到最接近新闻实质的灾难现场照片。

　　矿口保安很多，陈杰认识到要首先说服他们，而且和保安认识了，再进入也会容易些于是他并没有亮明记者身份而是称自己是“市里边过来的，拍矿工救援的”——这样模棱两可的介绍不会被他们抓住把柄。而后，陈潜入与矿口相连的矿工下井中转处，告诉矿工装备管理员市里领导可能要过来，他需要拍些救援的照片。并事先打听领导做什么矿车，怎么领矿服等，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最核心的就是要下去。”为了领导真来了不露出破绽，陈杰找了个借口先要求换了一身矿工井下作业服和照明设备。“我把相机偷偷分解了：一个机身和一个14mm的镜头，一个闪光灯。大摇大摆地让他们以为我是自己人。”

　　12时许，机会来了，陈杰终于等到矿上技术人员要下井了。“等他们稀里哗啦都上了运煤牵引车，我噌地跳进了矿车，和他们在没有任何光照的巷道里走了40多分钟。”陈杰说。
　

　　当时轨道全淹了，离救援现场还有200米时，陈杰他们不得不下了车一起走过去。走到救援地区，他首先直奔救援最关键的环节：两处正在向坍塌方向掘进救援巷道的位置，空气中弥漫的煤灰几乎让人无法呼吸和睁眼。

　　当时没有人搭理他，于是他拿出装有20MM镜头的相机开始工作。当拍摄完已经掘进约6米深救援巷道和冒险作业的机器操作手后，陈杰已经被呛得泪流满面。吹去镜头上覆盖的煤灰，他又开始拍摄救援人员来回搬运救援物质的场景，拍摄临时换班在巷道旁疲惫不堪的矿山救护队员。

　　“因为是20mm的镜头，我必须靠近了拍。主要是拍人，矿工们很疲惫，目光呆滞，眼神悲伤而绝望。”5分钟后，他拍了80多张图片。也引起了井下几个指挥救援人的注意，一人上前确认了他是记者身份后说：“你必须离开，这里随时有再次坍塌的危险”。

　　　　　　大安山矿难 陈杰摄

　　陈杰站在相对安全的边上，看着来往的矿工，观察着他们。“这时候我的思维才从全神贯注的拍摄中回到自己所处的现实中，脑海中开始过电影，家人、朋友，都在脑子里过一遍。”除了过电影，他只想着该如何把照片带出去。
　　

　　“又有了一个转机，这次拍摄我很幸运，也亏了这两次幸运。”陈杰所说的幸运，是因为副矿长要上去，有人指着陈杰说“把这个记者捎上去”。一路上，他和副矿长聊了很多，了解了被困人中有他最好的弟兄，有救下来的可能性，也有窒息而死的可能。

　　凌晨三点多，陈杰终于回到了井口。他一心想着赶紧走，好记下尽快细节，却被副矿长叫住洗澡：“你看我脸就知道你脸了。”

　　洗完澡出了井口，陈杰赶紧找到文字记者并叫醒一个人把所有细节告诉他。

　　作为最了解事件核心的人，再后来的6天，陈杰都没离开现场，共发了49张照片。他和其他100多个记者一起，守在警戒线外矿工必须经过的一条通道，睡在垃圾场旁的阶梯上，把摄影包当枕头，吃保安扔进来的食物（后来方便面也脱销了），喝自来水，头发结成块。

　　“面对每一次灾难，我本能的举动就是尽可能无限接近现场，以现场为中心向周围展开的拍摄方式以求更全面展现事件。”陈杰认真地说。

　　他也这样形容自己走过的历程，一个信马由缰的人，不知胆怯的人，年少的时候敢跟比自己强大很多的人单挑，到了部队成了最出色的战士，后来半路抄起了照相机，不料这成了目前认定的终身职业。
“面对那么多有生命危险的突发事件，你似乎并不害怕，难道你就没有害怕的事情吗？”

　　“有。”陈杰指着办公桌上和电脑桌面三岁多女儿的大照片说，“她，生个病发个烧我都会想得很严重，心里老担心。”

　　“那你现在已经被提拔为《新京报》视觉部副主任了，就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去跑突发了，是吗？”

　　“不。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闻流程，派给不同摄影师不同的摄影任务，负责照片的日常评价。当摄影师的时候，我是独立的，思想的空间相对较小，对新闻流程等并不了解，所以现在做这个工作，只是在‘补课’，我还是会继续拍新闻突发的。”

那个阴天却成就了我的照片

　　阴霾的天气，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的女运动员在跑道上奔驰，这是《体育画报》关于中国女子中长跑的深度报道《神坛》的开篇照片，这张照片让你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故事的基调。
　　

　　照片的作者其实是一个“兼职摄影师”，郑福利是这本杂志的图片编辑，但是大量的拍摄任务让他也不得不冲锋陷阵，承担起部分拍摄任务。而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优势则是让他时常以编辑的思维审视每一张照片的拍摄。郑福利认为，在思考如何拍好一张照片的时候，首先要将之放到一个传播的语境中来考虑，也就是说，摄影师应该带着使用目的来拍摄照片。

　　就中长跑这个案例来说，首先，这是一张出现在杂志上的图片，因此应该耐看，需要能够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并且和文章本身不断产生联系。其次，作为一个深度的调查性报道，需要一张好照片作为开篇，第三，从版式设计来说，开篇照片必须要给标题和导语留下空间。可能单独拿出来看并不是很符合摄影构图上的一些规则，比如在照片右边留下的空间过多，造成了整副画面的不协调，但是这恰好又成为了它作为开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郑福利首先认真聆听文字记者的采访内容，揣摩什么样的照片能够和故事的内容和风格相匹配，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寻找一个机会来拍出这样的照片。

　　但是他却遇到了困难。拍摄现场是一个非常平淡无奇的训练场，而且天气也很糟糕，阴沉沉的。这样的现场怎么才能出照片呢？

　　转了几圈儿之后，郑福利首先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角度：“我当时就感觉站在那个拍摄位置上可以把天空的背景以及队伍的纵深给表现出来，而在其他的位置可能就拍不到。”角度定下来之后，剩下的就是探索运用怎样的视觉表现形式来实现信息的传递。有的人拍照片久了，在拍一些行活的时候就习惯敷衍了事，这一点对于在报社工作的摄影记者来言会更普遍一点，其实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报纸对于图片的一个很重要要求就是要“快”，摄影记者就没有很多的思考时间，也会错过一些好片子。而杂志摄影记者在时间上可能会比较充裕，因此就需要不停去观察、去思考、去尝试，从而将照片拍到最好。

　　把相机放在地上拍运动员跨过的场景、跟随拍摄，尝试了几种拍摄方法之后，郑福利还是觉得效果都不好，他决定用闪光灯，把人物打亮，把天空压暗，同时突出云的层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时候，原本影响摄影表现的坏天气却成为了摄影记者的好运。

　　“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需要有一个很开放的思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不要被局限在一些不实际的规则当中，这样才会有进步，尤其是在一个摄影师最开始的时候，相信自己内心的感觉，只有在跟从了自己内心的感觉之后，本性上的潜质才能够发挥出来，做出来的才能是别人做不到的。”作为一个摄影新手，这是郑福利最大的感触。

财经图片——想说爱你真的好难

　　
　　两只闪灯，一块反光板，17到200的镜头，这五十来斤器材，是他每次采访拍摄随身带的。“很痛苦，没有摄影助理，唯一的摄影助理是文字记者高兴的时候帮助我一下。”他调侃着说。但他的取景框框住的，很多是拥有十亿资产的老总。他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摄影记者——邓攀，以拍摄财经人物为主。
　　

　　可能有人会觉得拍财经人物不过是在某些会议室、办公室、甚至酒店里的人像快照，只要对准焦且曝光准确就可以了。但邓攀以自己在《中国企业家》两年的拍摄经历告诉我们：财经图片——想说爱你不容易。

　　“中国自古讲究“含蓄”，都怕出名，无数次得到的回答都是‘能不能不拍照’‘最好别拍照’；中国人的长相也相对‘平庸’一点，不像欧美人那样高鼻梁、蓝眼睛，表现力差一些；服饰上也不怎么讲究，虽然他们可能穿的都是名牌，但一般都“大腹便便”；中国公司内部的装修都是灰色的，场景表现力差；企业家都很忙，只能根据现有场景和服装来拍，可能在办公室、咖啡店或酒店里，注定了拍照无法深入，不能接触其生活。”邓攀坦言，每每采访对象都不愿意接受摆拍，在中国做个财经图片的摄影记者有点不幸。但他觉得这未必不是个机会，他说：“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

　　2005年6月进入《中国企业家》杂志，邓攀开始了财经人物的拍摄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拍摄陈天桥。也因为这张照片，他在杂志社一炮打红，获得05年度的最佳新人奖。

　　然而令他至今最难忘的一次拍摄，是拍明基董事长李焜耀的那次。BenQ因收购西门子失败在欧洲市场亏损了6亿欧元，这也是邓攀第一次遇到一个刚经受巨大打击却敢于面对媒体的企业家。

　　采访之前，邓攀先大概了解了李焜耀的资料，想象一下可以怎么拍。随后，他依旧拎着他那些器材，前往李焜耀的一个10平米会议室。
　
　　 “我们能做的是在采访中多听一听他说些什么，哪些是触动他神经的东西，表情一有变化，当时就要拍摄，而且在心里要有数。”邓攀从李焜耀的回答里，听出了他面临失败时悲伤却勇敢的心态，他想着要摈弃之前人物加logo的拍摄方式，而是要用李焜耀的表情表现出来。

　　于是，他选择了一面比较干净的墙，采用单灯拍摄，放一个反光板在底下做一个补光，使被拍摄对象脸部的光线更细腻，质感更强烈，能感觉到他中年人的那种沧桑感。但是，任何一个人在闪光灯面前总有些不自然，这是任何摆拍都面临的问题，即如何调动起被拍摄对象的情绪，并使其放松下来。

　　很重要的，是让被拍摄对象适应闪光的频率，让他神情放松下来。邓攀要求记者站在自己的身后，和李焜耀交流一些比较简单的话题，比如“爱好是什么”、“你用什么手机啊”、“是不是用明基的手机”等，使他到达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再让记者问他一些尖锐的问题，使他的表情产生反差，马上抓怕。邓攀强调：“摆拍中有抓拍才能得到满意的照片。”

　　“这次采访前后一共拍了200多张，是我拍得比较多最后也比较满意的一次。”邓攀笑着说。
在邓攀看来，人物照片的最高境界永远是能把精神世界的东西表达出来。可这谈何容易？但邓攀还是对人像摄影情有独钟：“我喜欢拍人像，因为拍人更有挑战性，人的喜怒哀乐都有不同的画面效果，而且能拍到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