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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安斯里耶(Barry Ainslie)是英国《卫报》体育版的设计总监,此次北京之行,他对英国《卫报》的改版进行了全面的解析。《卫报》为什么选择改版,为什么选择了柏林版式?我们根据《卫报》改版的灵魂人物创意总监Mark Porter的访谈和国外业界的评论,编译了下面这篇文章,揭秘《卫报》的改版全过程。
瘦身,《卫报》
邢江/文
酝酿了18个月之后,2005年9月1日,有着184年历史的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宣布正式改版。自1988年改革后,这是该报纸版式的最大一次变动,而这也是继《独立报》(2003.9)、《泰晤士报》(2003.11)和《苏格兰人报》(2004.8)后,在市场冲击下,英国对开报阵营中的又一次缩身试水。

图一:改版前的《卫报》头版(左)和2005年9月12日改版后头版(右)
觅寻前途
在英国,纸报的市场正在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报纸销量不断下滑。2003年的前半年,报业市场还在按照常规的套路苦苦挣扎着,但是到了下半年,报纸出版商们就纷纷有了新动作。如同1993年大多报纸利用价格调整解决问题一样,这一次,他们都积极寻求变换版式以适应市场。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英国报纸发行主要靠零售,上班一族大多是在上下班途中顺手买份报纸,利用乘车时间浏览一下。而在拥挤的地铁或公共汽车车厢里,要展开一份大报颇不容易。另一方面,报纸的不断增厚以及分出越来越多的副刊版面这一市场反应并没有办法消弭利润空间趋小的事实,必须寻求其他解决方法。2003年9月和11月,老牌严肃报纸《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先后发表声明,宣布报纸决定改版,不再固守于对开大报的样式,转向了更方便携带和阅读的Tabloid尺寸,双双开始发行对开和四开两种版式的报纸。(2004年的5月和11月,两家报纸更是先后放弃了对开Broadsheet版式,专注于四开小尺寸。另:为了区别于《太阳报》之类的低俗报纸,虽然尺寸相同,但是它们都自称为“Compact”——紧凑型报纸。)
面对同一战壕战友的出走,《卫报》也不得不加速思考版式如合适应市场的问题。传统的Broadsheet对开大报对于现代生活来说已经显得不方便。《卫报》自1988年的改版至今没有再变化过,这早已不适应21世纪的节奏。5到10年前,读者每天至少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看报。但是现在,报纸需要为那些每天只有10分钟空闲时间的读者辗转反侧。销量上的日渐委靡更是刺激着《卫报》上下的神经,坚守Broadsheet版式的报纸只有《每日电讯报》这一家能够盈利。这一年,版式的更新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商业现实,而小尺寸的报纸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认可。
当《独立报》在2003年9月30日推出了它们Tabloid版式报纸的时候,《卫报》的创意团队感到了震惊。因为《卫报》自身的改版计划已经在筹划中,而《独立报》的先行一步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永远都是英国的报纸,对于版面的改变总是抱着一个严肃的态度” Mark Porter说,“我们因为这个而享有声誉,并且我想我们总是乐于认为《卫报》是最具创新能力的报纸。” “《独立报》和《泰晤士报》转向Tabloid版式的决定很明显是一个催化剂。”《卫报》主编Alan Rusbridger这样说。对于此时的《卫报》,版式的改变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必须。
版式选择
当主编Alan Rusbridger结束他2003年的暑期度假回到报社后,他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决定《卫报》未来示人的面目。“我们考察了几种可能的版式,之后对Berliner产生了兴趣。”Porter.回忆说。
整个2003年的秋天和冬天,关于改版的争论在报社持续着。这时候,《卫报》着手进行改版的研究计划工作,内部讨论以及商业规划在稳步推进,风险评估日志也建立起来。最先映入设计师和编辑们视野的版式便是市场流行的Tabloid版式,况且《独立报》已经走出了这试验的第一步。
效仿《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双重出击(Tabloid以及Broadsheet版式报纸的同时出版,从中过渡)的做法如何呢?“我们无法承担双重出版的财务支出。那样太昂贵。”在设计之初,《卫报》便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最后实践也证明双重出版的路数虽然看上去既迎合了市场需要又保持了报纸自身品质的一个标志,但财务上的亏空却令报纸支撑不下去。《独立报》在Tabloid版式及旧版共同发行上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已经多支出了4百到5百万英镑,而《泰晤士报》为了它的双重出版起码多支出了一倍的预算。这也是两家报纸在04年均放弃这种做法的重要一条原因。
除此,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阻碍着《卫报》向Tabloid版式改变。虽然从1992年开始,《卫报》副刊板块《G2》(《G2》是《卫报》每天必带的一个副刊。内容包括吃喝玩乐、读书交友、节目预告与填字游戏等。每天36版。)已经使用Tabloid尺寸印刷,但是如果所有的版面都改成这种尺寸,那就意味着每天要印出来200页以上的报纸;而且,改变尺寸后广告位的设计和广告的版面比例也是很不容易确定的事情。

图二:改版前Tabloid尺寸的《G2》副刊(左)和改版后1/2Berliner尺寸的《G2》(右)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报社的大部分人认为改为Tabloid版式不可能不对新闻内容生产有影响,而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Mark Porter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实验Tabloid版式,但很快他就清楚的认识到,将Broadsheet版式变成Tabloid版式而不影响新闻内容本身的生产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这样可行的观点是荒谬的,”他说“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编辑们会很在意如果我们使用了Tabloid版式——即使那并不是我们希望的——很可能会被迫转变我们现在表达新闻和叙述故事的方式,那就直接涉及新闻概念本身。”
“我们研究了Tabloid版式,但那不适合《卫报》。”主编Rusbridger这么说。改版设计团队感到身上扛着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压力。“一是要采用一种市场认可的版式,要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要缩小我们的版面。但是,我们也很明确的意识到什么样的报纸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会让那些商业压力影响我们对新闻业应有的责任。”这种对于原则的尊崇是《卫报》一直坚守的。《卫报》从1932年后归属斯科特信托基金(Scott Trust)所有,而斯科特信托基金经营的基本目标一直是“确保《卫报》在财务和编辑上的独立地位;办一份不受任何党派势力影响的全国性质报;维护自由的传统;作为一个逐利企业以高效而经济的方式管理。”
其他质报从Broadsheet版式向Tabloid版式转变的过程也多少在内容上伴随着一些小报的倾向:头版的大幅图片、耸人听闻的腔调、观点多于客观事实的报道。所有的这些对于《卫报》的编辑理念来说都很陌生,而《卫报》的编辑们决定要固守他们严肃报纸的定位。“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我们希望能在版面设计上突出它。”Porter说。
确实必须从商业上来考虑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但是《卫报》决心不丢弃他们所认可的核心新闻价值。“如果我们仅仅为了应付商业压力而以一种纯商业的手法操作,那是完全错误的。”Porter说,“我们一直认真考虑市场需求,但总还是需要与我们追求的新闻理念相平衡。”
最终,对Tabloid版式的详细思考帮助和《卫报》的编辑们确认了什么是自己所不想要的设计,并且使Porter开始形成了该成Berliner版式的最初想法。“对于报纸改版来说,一部分工作是关于印刷样式、图片版式、色彩及栏宽的设计,但最核心的部分是新闻理念,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用照片、插图、版式来讲故事,编辑们怎样安排新闻的长度等等。”
到了2004年2月报社举行股东会时,是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董事会同意报纸不改为Tabloid版式而投向Berliner的选择。显然,《卫报》认为这种中间版式或许既会使报纸变得更加灵活方便,又不会沾惹Tabloid版式对于新闻操作的负面影响。
《卫报》是英国第一家采用这种版式尺寸的报纸,那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会,同时特立独行也意味着更高的市场风险。
大刀阔斧
在18个月的努力中,通常会有40到50个人协同工作,其中有一些是训练有素的设计师。 “在设计报纸时,我经常做得并不是去构想一个它未来模样的蓝图,而是从技术角度,甚至是一名工程师的视角去看问题。”Porter说,“设计报纸就像使用一个建筑用的工具箱。你把需要用到的材料给设计师们,之后这些材料的安排方式会有很多种可能,只是需要一个连贯而可辨识的风格。”
《卫报》早期的编辑CP Scott在1921年纪念报社100周年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如果希望一张报纸有价值,那么它需要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个部门都要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并且做出有价值的回应……”这次卫报的改版,报社上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整体。Rusbridger和他的编辑团队也非常热心参与版面设计工作,“开始时,我只是坐着和Mark聊,告诉他我希望报纸总的调子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在墙上粘贴很多版面的小样,然后让编辑们在自己喜欢的版式上贴上标识,使大家有一个真切的感受。之后Mark走进工作间,出来的时候带出他认为反映了我们要求的设计样张。”谈到与Mark Porter的合作,Rusbridger表示那“并不困难”,“ Mark与我已经共事很多年了,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设计家。”因为报纸的改版,Rusbridger发现自己不得不一身分饰二角,一会儿是读者,一会儿是编辑。
当然最先是尺寸的变化。报纸的尺寸变小了但字数却没有减少。只是一些版面的页数有所扩大,比如“评论与争议”部分(Comment & Debate)现在占了三页。讣告也从原先的一页变为两页。
Michael Bierut(一名美国设计师)对于尺寸的缩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张报纸可以既选择美观又坚持报道严肃新闻吗?”在博客上,Porter这样回应:“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可以。不过这个问题忽略了一个事实,现在的报纸已经不再是专门传播严肃新闻的媒介了。我可以从英特网上、从广播和电视中了解每天发生的新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不想被重复的告知昨天发生了什么。我希望看到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它的背景。而这才是现在报纸所需要承担的角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报纸更加易读,运用所有的编辑手段帮助我们的读者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并感觉置身其中。”
尺寸确定之后进行的工作就是确定报纸的分栏。一般来说,报纸的栏数由广告市场的惯例而定,但是这次《卫报》改版后并没有先例可循。Porter最终选择了五栏,“我们决定安排五栏,这看上去有些宽。不过《卫报》记者们文笔很不错,所以影响不会很大。我的确希望阅读报纸成为人们的一项乐趣。”
接下来需要确定的便是字体。“有些字体可以真正确立一份出版物的个性。”Porter,写到,“所以那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帮助读者快速的辨认出《卫报》。当然要与新版式的整体风格搭界。”他们实验了数以百计的现存字体和字形,没有一种看上去足够特别。最终Porter请两位设计师——来自伦敦的Paul Barnes和来自纽约的Christian Schwartz——重新设计了字体。结果便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Guardian Egyptian。“使用这种比较宽的字体给了我们很大的灵活性,并且它给《卫报》了一种特别的味道。”Porter这样评论。

图三:《卫报》报头
确定了主报的尺寸版面和版面布局后,对于副刊的尺寸和风格的确定就提上日程。最后,《G2》被改成了主报尺寸的一半大小,看上去更像是一本杂志。而他副刊版面(《卫报》每天都要带一个周刊叠)——体育、教育、科技、影视、音乐等——以及星期六的“评论”版(严肃文化新闻与艺术新闻版)都由原先的Tabloid改成了Berliner尺寸。

图四:《卫报》的各种副刊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原先的印刷设备并不适合印刷新尺寸的报纸。起初报社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就像大多数报纸做的那样,还是使用对开的纸张印刷然后裁掉空白的版面,但实践证明在经济上和印刷效率上来说这并不是很可行的方案。《卫报》决定更换全部的印刷机来生产新尺寸的报纸。只是更换设备需要18个月的时间(尽管已经是史上最快的速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卫报》的版式设计用了足足18个月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更新印刷机,我们的改版速度必定会提前,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充裕的时间来安排和思考。这18个月的时间保证了我们对所有决定能够重新质疑,以使我们的改版更完善更全面。”Mark Porter这样说。
印刷设备的更新还使《卫报》走出了另外一步。曼罗兰公司提供的新型设备还使《卫报》实现了所有版面的全彩印刷(不包括在北爱尔兰出版的报纸),这在英国也是头一家。
版式的重新设计也是一次反思编辑工作的机会。Porter还热心于照片和各种图表在报纸上的编排,他认为照片和图表需要与文字一样在版面上体现出力量。过去,习惯的做法是写出一个故事然后为它找一张图片,而改版后,Porter希望图片与文字会同样重要,为读者接触新闻信息的渠道提供另一种选择。

图五:《卫报》的《目击者》(Eyewitness)( 两个版的打通的小画刊)版面
品头论足
在卫报改版一个星期之内,评论犹如洪峰一涌而出。大多数的议论都对改版抱有积极的态度。
一位读者在博客上写到:“我觉得变成小尺寸的Berliner版式真是天才之举。相较于页数较少的大尺寸报纸,我更喜欢页数多的小尺寸报纸,这样很方便携带和阅读。”
《泰晤士报》的主编Robert Thomson这样评论:“《卫报》的版面可以放到设计博物馆中展览了,而在报摊上陈列它也很成功。”
同时,负面的评价也不绝于耳。最富争议的是报头的变化。有人认为《卫报》的新字体Guardian Egyptian虽然看上去的确精致,但与Hillman(David Hillman ,1988年改版的设计师)的Helvetica字体比起来太缺少冲击力。Hillman设计的报头——倾斜的Garamond字体“the”和加粗的Helvetica字体“Guardian”——曾经被看做是报纸的标志。
对于头版来说评论者们关注的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在售报亭上是否要折叠。折叠起来后,同tabloid版式的报纸相比,在报刊架上《卫报》的可视面积要小一些,而不必要的大量冗余信息和报头占据了可视面积的一半以上,这样对顾客来说缺乏吸引力。如果不折叠,那么头版看上去很吸引人,但仍有人指出还需要考虑五栏比传统的八栏报纸是否更显灵活。在第一周里,《卫报》两次在头版使用了大幅照片,有人认为这就是对头版折叠与否这一问题困扰的表现。
还有批评说《卫报》太注重挤压版面空间了,新的版面减少了头版可支配空间来创造头条新闻的强吸引力,这样与老《卫报》相比缺少新闻的聚焦力和戏剧效果。
关于全彩印刷,有观点认为现在有一种过分使用新闻素材的倾向,“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多卫报作者的彩色照片呢?它们增添了什么信息呢?”
对于副刊尺寸,不同的观点也并不少:“《G2》变小之后,它看上去很碎很杂,就像没有做完似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副刊改版后与先前tabloid尺寸的版本相比却不便于携带了,而且因为与主报具有相同的大小,它们自身的特点被抹平了”等等。
《卫报》的瘦身行动已成为过去式,每个人的心中也必定都有自己的评价。不过,在市场空间不断被其他媒介挤压的今天,报纸的生存与发展恐怕不仅是尺寸和版式的事情。

Mark Porter出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Mark Porter起初自学设计,后跟随伦敦和纽约多位顶尖设计师学习。他曾担任包括ES, Wired以及Colors等多家杂志的艺术总监(Art Director)。1995年Mark Porte加盟《卫报》,不久便开始领到《卫报》的创意设计部门。2005年他成功的运作了《卫报》的改版,几乎成为了当代报纸改版的基准。同时,Mark Porter也为世界多家报纸和杂志客户提供设计咨询服务。
Mark Porter的设计作品曾多次荣获多项世界最高设计奖项,包括报纸设计协会(the Society for News Design)颁发的设届最佳设计奖(World’s Best Designed )、出版界设计师协会(Society of Publication Designers)颁发的金奖(gold medal)、以及 D&AD 的黑铅笔金奖(black penc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