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和谎言
　　　　　　　　　　　　 杨晶/文

　　最近和一个摄影师朋友聊天，本来是南方某报的记者，厌恶烦躁的公务摄影之后独自去了西藏四川交界的甘孜，在雅鲁藏布江边某个海拔4000多米的小村子里给孩子们上课。一年之中只不过用X-pan拍了50余卷相片，这个数目相对于一年时间而言是很少。听他盘腿坐在地上讲他怎么修身养性，读书，说伟大的人格才能创作伟大的作品；我不禁在肚子里面打了个小小的哈切。

　　 这样的话题论点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了，总是让我觉得有种宗教的感觉，摄影师不是神，人也不完人，为什么一个摄影作品需要毫无人间烟火才算出类拔萃？是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地球，来自加沙的孤儿泪水已经很难打动我们的铁石心肠；那么去那些地方拍摄的照片就没有意义了吗？

　　 摄影师的责任就是拍摄，并不是在研究发生在世界上的这一切。如果摄影能够起到如此改变社会或者更加至高无上的地位，世界上也许就不需要法律，论理，甚至佛陀了。而我们往往对一张照片期于了太多期待，希望能够看见历史，看见文化，看见社会……而唯独看不见摄影师自己的内心。

　　更何况，摄影难道真的是“真实”吗？用逻辑来推断，照片上的内容必然是曾经存在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感觉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确实无法否定照片中的拍摄对象的存在，但是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真实的状态和剥离出来的某一瞬间是否真的是一致，即照片所凝固的那一刻是否没有悖论？

　　 这也正是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在青海摄影节期间就这疑惑讨教过玛格南摄影师Ian Berry还有美国传媒协会的摄影师Elie Berkman，我问他们“就好像你们拍摄的藏族小学生，他们如同献宝一样把自己的作业本打开给你看老师画的红勾。可能碰巧翻开的是不同的本子，藏语或者汉语，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绝对不同的含义，你怎么解释这种偶然呢？”。两个摄影的解答完全不同，事实上，他们自己所秉承的拍摄方法本身就是解答。

　　 Ian Berry是非常典型的玛格南摄影师，忠实延续了从上世纪30年代逐渐完善的那种人文风格，采用不起眼的莱卡相机，广角镜头。和Robert Frank在《美国人》中所说一般，“我把相机藏在衣服里面，慢慢走过去，等待打动我的那一刻。”Ian说，“我始终希望能够反映拍摄对象最为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不打扰他们的缘故。我一向关注社会和人的一些问题，包括我长期拍摄的《水》主题也是关注人和生命之源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H2O。但是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做的这些纪实是希望给观看者身临其境并且有所帮助。”


Ian Berry在青海拍摄盐湖 郑福利摄影

　　大胡子Elie Berkman是美国传媒摄影协会的摄影师，从性格上来说就是Ian Berry的反义词，非常open的一个人，用很夸张的全套哈苏相机和闪光灯。每次拍摄都如同外交官一样和拍摄对象握手，用手语交流，甚至坐在帐篷里面和养路工人一起喝啤酒。他所拍摄的课题叫做《世界的面孔》，收集了他走访70多个国家拍摄的人物，并且还在积累中。其实他所做的比较类似二战前纳达尔，桑德尔，埃尔登等人的作品。Elie Berkman用脸部的表情，眼神来记录社会和历史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他照片中拍摄对象的眼睛里看见希望，傲慢，喜悦，好奇。


Elie Berkman在青海拍摄人像　邬志斌摄影

　　 两种摄影师的两个方法绝对的针尖麦芒，但不可否认都产生了很好的作品。太过沉重的中国摄影师总是担心失败，患得患失却导致中庸。人总是希望避免现实而生活在过去，无风无险不疼不痒。于是，在今天的传播环境中，人们互相给予的只是彼此现在需要的，单一的，而且这种现象被到处复制，衍生，最终让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曾相识，而麻木不仁。

　　现代摄影所遭受的病患，比如真实的缺失、过度的膨胀，任何人从一个视角拍摄图片，都给图片加以了语词、叙述和历史层面的附注，带它们回到主观领域，由此给它们更新的真实。对付自鸣得意拍摄图片的危险或毛病，惟一的保护措施就是不要丢失人性，不仅仅是爱和希望，或者愤怒嫉妒，他们在历史中沉淀之后，每幅影像只能拥有一个层面上的真实。